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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下场是什么？变法虽成，他自己却被腰斩而死；王安石的下场是什么？虽然得到了善终，但是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苏轼虽然是个实干派，或许在王苏司马三人中最为冷静，最为谋国，可惜不会自谋起身，太过君子，结果被人算计得于凄风惨雨之中病逝。至于后世的张居正，一条鞭法只推行了多久？身死之后，全家都被万历皇帝抄没。
自古以来，变法成功者有之。但是变法的推行者本人，往往会因为得罪了太多人而不得善终。精于以史为鉴的钱惟昱，自然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强出头。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干大事不是为了造福人民，只是想要自己子子孙孙永世富贵罢了。如果一项改革他参合进去了、对人民有利了，却会导致将来他王叔挂了的时候，没人支持他，那么就划不来了，这种事情以钱惟昱的极端自私性格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不过，周娥皇的话语，着实点醒了钱惟昱的思路，给他打开了一扇思想的窗户。
是啊，在钱惟昱看来，推行什么废除徭役、甚至进一步废除人头税、将来再玩“摊丁入亩”，把人头税部分的钱粮加到依附于田产的田赋里面，这样的活计，肯定是要动摇一个统治者的根本和支持率的。
如今跟着钱惟昱混的都是些什么人？就拿蒋洁茹背后的蒋家来说，人家蒋衮没有亲生儿子，把最出色的长女蒋洁茹送给钱惟昱做妾，自然是希望钱惟昱罩着蒋家的。那蒋家就是一个拥有数百条大型海运商船、好几座港口和数十万顷殖民地田产土地的超级大资本家、“大土豪劣绅”。除了蒋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要是钱惟昱果断推行这种策略，定然会让内部人心浮动。
但是他十叔去了江西，情况就不一样了——当初李弘冀活着的时候，派刺客来刺杀他，那刘茂忠、申屠令坚等，就是赣南大盗出身，连卢绛这种在江西算得上世家子弟的人，一样免不了沾了一身匪气。所以说，在那种地方要想建立好统治，一个拉拢社会底层穷人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纵贯中国历史，大凡出农民起义的地方，最多的就是陕西河南，南方的话就只有江西安徽，都是穷得不行的地方。后世的历史书往往一句“官逼民反“，就把所有农民军都肯定了，不管你是屠城狂人张献忠还是吃人狂魔秦宗权，统统可以洗白，这样的史观让钱惟昱的眼光被掩盖了很多，反而没能如同古人那般在某些问题上看得分明。
比如，拿事实说话，隋唐以来，历朝历代哪里的土地兼并最严重？毫无疑问肯定是江浙一带，看看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就是江浙的失地农民多了，才转变为织工、机户等大规模手工业从业者的么？
但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很少见到江浙一带被”大地主大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农民起来闹事呢？为什么只有安徽出了个猪重八，江西罗霄山上挂了一片腊肉呢？为什么罗霄山上挂腊肉的时候，出身宁波的蒋校长依然把作为自己大本营的浙江建设得如此不错呢？按理说蒋校长这种落后反动的生产关系，不是应该比罗霄山区被解放了的人们更加“苦难深重”么？
（不要和我说方腊，方腊也是仙霞岭山区起事的，虽然从行政区划来算，是浙江。而且方腊本人的籍贯是徽州人。）
所以说，根本问题还是在贫富上面。只要一个地方有生产力、能够盘活经济。农民有没自己的地可以种，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有别的手段维持生计，而农民起义永远只和绝对的贫穷挂钩。
……
“姐姐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想来十叔在江西这半年，着实是过得不容易呢。这得被穷人逼到什么份儿上，才会痛下决心如此这般改革啊——说不定，肯定是年初十叔想要征发徭役大兴土木的时候，那些赣南民户都往罗霄山仙霞岭武夷山山区里钻，当了逃户，十叔无法禁制，这才痛定思痛……有师姐这般贤惠的内助，足可盖过长孙皇后了。”
钱惟昱所言，虽然不是亲眼所见，不过如果钱弘亿正在当面的话，一定会对自己这个侄儿的知微见著有更深的认识。因为他想通之后，那番料想可谓是和实情丝毫不差——赣南三州相当于后世半个江西省的面积，如今只有十六万民户。
钱弘亿到任之后，原本是本着“要想富、先修路”的想法、想要造福人民。结果一开工，每个月都会有几千户民户从户籍地消失，逃进了赣南随处可夺得大山里，甚至投靠苗人聚居地。为了少交赋税、不服徭役，这些“刁民”宁可不做汉人做苗人，换取一个羁縻的身份免得被官府征派，也可见当地人对徭役的痛恨程度了。
钱家在两浙大兴土木建水利已经有六十年了，同样的事情，在浙江就不会容易引起反弹，但是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在一片信奉“无为而治”传统的小农经济势力范围里，同样的行为就会遭到抵制。花了半年时间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钱弘亿才痛定思痛上了这份折子的。
钱惟昱的心思正在悠然神往之间、脑海里推演着十叔这半年来在江西的惨痛遭遇。浑不觉想得入神之间自己吃下去的鱼羹都从嘴角流淌下来了。幸好一击汤勺的当头击打，把他从思绪飘逸之间拉扯回来。
“看姐姐不把你烂了嘴的，随便拿姐姐比长孙皇后，满口没个正经。依姐姐看，这次的事儿，还是缓一缓不要冲动跟着表态，大不了在银钱上再多给十叔一些支持，咱中吴军治下各州则自然而然地免征今年的徭役、所有工役全部使钱雇佣。反正如今我中吴军钱粮丰足，这些银子还是使得起的。”
“姐姐所言不错——只做事，不说破，确实是一个改革之前捂盖子的好办法。据小弟所知，在极西之地，便有一国君主。明明想改弦更张学敌国的治国之道，却是碍着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就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打着某某主义的旗子，走着敌国主义的路子，走到后面就变成了‘具有某国特色的某某主义’了。姐姐今日此法，倒和那个极西之国的英主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如今咱们手上握着天下最便捷的印书坊，不如假借他人名义，先在背后钱粮支持十叔、咱们自个儿却是只做不说，再命人当个枪手、假借别的名义给十叔摇旗呐喊便是。”
“什么某某主义的旗子、某某主义的路子？满嘴胡吣些什么呢？姐姐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没事儿，听不懂就对了——先吃饭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
显德元年，注定是吴越国政治体制不平静的一年，因为平南军下属各州在钱弘亿的强力控制之下，全面推广了全面废除徭役、改工役银钱的制度，平南军的财政缺口陡然又增加了一大块。
所幸钱惟昱那里因为大量使用火药进行爆破作业，所以实际耗费少了不少，多出不少银钱可以借贷给钱弘亿。所以，钱弘亿最终比年初的借款计划多得到了二十多万贯的钱财，把这一年数万民夫劳工的工钱都给补发上了。
这一制度在整个秋天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因为短短两个多月里，原本逃亡的赤贫户又纷纷从山沟里钻出来了。不仅把上半年逃亡的人口都补回来了，还有至少一万户原本在南唐统治时期躲在山里逃避人头税的赤贫失地民户，如今也钻了出来。这些人短期内只有依靠给政府工程打工赚钱过活、看起来是一块不小的财政负担，但是不用两三年，就会成为驯熟的良民，可以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税赋和兵源。
在钱弘亿当了这个杀千刀的出头鸟之后，钱惟昱的中吴军节度使也开始光做不说地再次强调了两次“临时性废除当年徭役征发”，博取了治下百姓的绝对拥戴。
不过，如果这两个大恶人仅仅是如此这般做也就罢了，关键是还有不少评说时政得失的奇怪文章刊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吃饱了饭没事做给自己阶级拆台的无耻文人，在背后夹枪带棒地宣传吴越国平南军节度使钱弘亿的这番“仁政”。
这种新的刊物据说有一个很新奇的名字，叫做“杂志”，在活字印刷出现之前的朝代，完全不可想象有人会为了这种具有一定时效性、过了几个月就没有阅读价值的文字雕版刻印的。毕竟在雕版印刷时代，任何值得雕版刻印的书籍，那都是得有流传千古的价值，那才划算的。这种为了一时之喉舌而印刷的书物，实在是令不了解新时代传媒手段的吴越士绅们措手不及。
原本如果没有这种宣传手段的话，五代十国时候的社会封闭性还是很强的。农民们也就知道自己县城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隔壁的州或者节镇有什么善举仁政，这里的百姓愚氓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哪怕钱弘亿在信州歙州喊破喉咙宣传治下各州免徭役，也不会有流民慕名而去。
但是，一旦“杂志”这种东西出现了，而且在有心人的传播之下、再加上有人在背后专门寻找各县各乡那些落魄的读书人塞钱，让他们在那里饶舌搬弄……很快，吴越国内几乎各州各县都传遍了江西那边钱弘亿的善政。隐隐然一股移民的暗流似乎就要按捺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