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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废除人头税，把人头税应当承担的部分钱粮摊入到土地税当中去。改土归流，则是裁撤西南地区的土司酋长、改为任命流官；同时把蛮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户籍、田土不被清丈现状改变，逐步用等同于汉人的统治手法进行处置。
这两项措施，历史上一直要到鞑清雍正年间才得以彻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更加彻底。推行之后，这项极大施放人口增长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国的人口从宋明两朝的一亿多，飙升到了清末的四亿。
钱惟昱当然不会觉得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让华夏土地养育四亿人口会是什么好事儿。只不过相对于如今占着华东华南五省之地、却只有1500万人口的现状来说，人口再番那么两三倍，都还是有利无害的，这种情况下，摊丁入亩这个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隐户的大杀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来用了。
那么，王安石、张居正没能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他们的能力有限么？其实不然，只是他们遇到的积重难返、社会阻力更大罢了。鞑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士绅大地主势力有过一轮毁灭性的打击，这才降低了相当一部分阻力，汉人读书人有四书五经，也没法和鞑子的刀子弓箭辩论，只好乖乖就范。
这说明，有时候乱世其实是改革的良机，尤其是当你的国家还没有拥有华夏全土的时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来。一来船小好掉头、改革阻力小；二来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适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适合内陆贫困地区”之类的问题；第三便是得了好处与民实惠之后，还可以“以邻为壑”，通过吴越新政对南唐、后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来新鲜血液，帮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地主阶级找补回来一些损失——虽然摊丁入亩让大地主多交税了，但是，也为你们吸引到了更多愿意来租种你土地的外来流民佃户不是？
当然了，这些事情终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流放，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所以，钱惟昱只能是徐徐而动，每一次都找一个契机，给自己的队友一点资金上的支持，换取他们出头。
两年多前十叔钱弘亿初镇赣南、需要大量雇佣劳工取代官方徭役制度，便是一个契机。那一次，钱惟昱依靠那个契机让十叔当了靶子，在吴越境内推广了免除徭役、从此以政府出钱平价雇佣劳工、政府管饭的政策。如今，四伯父刚到两广，面对巨大的吸引蛮夷归化的需求，实施对无在籍土地者有利的摊丁入亩政策，也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需求。于是，钱仁俊便步了钱弘亿的后尘，成为了钱惟昱改革大业当中的又一杆好枪。
钱惟昱可以预料，他如今策划的摊丁入亩策略，肯定可以比后世七百年后雍正朝的摊丁入亩阻力更小。一方面有如今吴越辖区大多富庶、百姓反抗精神小、地主豪绅可以拥有的武力反抗能力薄弱有关系；
另一方面，当初雍正一朝时候可没有免除徭役这个政策作铺垫——雍正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在全国都做到“政府需要经办大型工程、都花钱请工人干活”这种程度，取而代之的，雍正实施的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就是说非但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反而改成让有功名的读书人跟着百姓一起服徭役（虽然可以交钱代替服役），这种事情，自然会激起极大的反抗。前者是给人权利，后者是强加义务，孰优孰劣，实在是有云泥之别。
……
“摊丁入亩，本质便是要废除所有人头税，把人头税的收入摊到田亩的土地税之上。确保朝廷岁入不减的情况下，让少地或者失地贫农，乃至在官府的土地籍册上根本就找不到田亩记录的蛮夷受惠、把这一部分税负转嫁到地主身上。
但是，摊丁入亩只是孤与老大人、还有四伯私下洽谈协商时候的提法罢了。将来在上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出现‘摊丁入亩’这种文字提法，而要改头换面，让人觉得‘免丁’和‘增田赋’之间毫无关联——老大人可明白么？”
钟允章是忠厚君子，讲究纲常正统的读书人，这种权变的事情上果然不太在行，踌躇了半晌，还是红着老脸说道：“还请殿下明示具体说法。”
“唉……老大人真是忠厚长者，也罢，孤便挑明了说。摊丁入亩当中的‘免丁’当然要单独提出来说，而且作为一项归化蛮夷、同时惠及吴越全部百姓的仁政宣扬出来。这种事情的名声，哪怕是大王，也是不嫌多的。大王的顾虑，只会是免除丁税后朝廷收入的减少。
这时候，就要用第二手，也就是入亩。只不过这个入亩不能打着入亩的旗号，可以改成诸如‘种粮钱’等名目。”
钱惟昱说到这里，见钟允章一片茫然，才想起有个问题没有科普，便打住话头，先行问道：“唔，老大人可知道占城稻的种植法门？”
钟允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好继续求教，钱惟昱便先解说起来。
“咱便以占城稻为例。众所周知，占城稻出自占城国，这几年推广、轮作下来也着实让我吴越粮食产量至少翻了一倍。但是占城稻在中原种植三五年后，便会有‘退化’的问题，结出的粮食再次作为种粮使用，便会脾性与华夏本土的水稻趋同。需要进行选种育种、或者周期性引入占城国原产的稻种杂交，才能保持高产和较短的生长期。
这里面，官府便可以做很大的文章：普通百姓，那是不可能有能力出海的，如果官府垄断了占城稻的种粮贸易和配给，每年由乡镇粮长一级在收田赋的时候，一并出粜来年的种粮、按照收成粮和种粮之间数倍的兑换比例，不就可以实现名义上不加收田赋，实则增税的目的了么？
田家种植稻谷，约摸一斗种粮可种植两亩水田、夏收三石。种子与收成，约莫是三十比一。官府卖种子的时候，按照二比一兑换，便相当于增加了‘三十税一’的田赋；按照三比一兑换，便相当于增加了‘十五税一’。如此一来，既多收了粮米，又不会让百姓觉得加税了。官府的种粮只要有保障，能够让百姓切实看明白着实可以比用自家收获的粮食做种收成多，百姓自然会愿意接受了。
而且此法贵在两相自愿，不可用强，阻力自然更小。比如我中吴军治下各州，种植占城稻年份最久，有些民田已经种植了四年了，到了种子退化的年份，便可以在中吴军先行实施。福建种植不过两年，两广更是今年才种了第一季，百姓还看不出来退化的问题，便先朝廷亏那么一两年，不赚这个钱粮好了。等到两三年后，福建、两广的农户都在产量的对比中看出了买官营种粮的好处之后，这种徐徐推进便丝毫没有阻力了。”
“殿下真乃治国救民的天纵奇才啊！老朽真是枉读四十年圣贤书，惭愧，惭愧。此法回去后，老朽便立刻禀明大都督，定然按照殿下的办法施为上书，一字不易！”
聊完了摊丁入亩的初步推行借口，钟允章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便问起了下一项要求：“上书奏请增开科举，倒是可以理解，只是不知这‘乡试’的名目，又是何解？”
吴越国没有建号称帝，自然没有科举。但是如果因此就觉得吴越国没有选拔人才任官的考试制度的话，那便大错特错了。
武肃王钱镠一朝因为是马上得天下，对科举的要求确实不多，偶尔有文官需要从寒门之中拔擢，也都是看谁名气大，就直接举荐，甚至由国王如同“三顾茅庐”一样去延请，大名鼎鼎的唐末文人罗隐，便是这么在吴越国出仕的。不过此后，从文穆王钱元瓘时期以来，吴越国便开始逐步有了选拔文官的考试，只是明目上叫做“录科”。
录科考试并非常制，而是等到确有文官位子空缺出来之后，才会举行，用多少录取多少，考上之后，直接就任命官职。这个制度按说含金量还是不错的，只是因为不常设，所以缺乏储备读书人才的作用，也不能尽可能留住多的读书人。幸好五代十国时候，吴越国那帮姓钱的宗室各个都是学霸级别的人物，读书都很牛逼，这才没有导致吴越国文人不够用的问题。
说句题外话，历史上太平兴国三年、钱弘俶纳土归宋投降赵光义之后，他带去入宋的子侄宗室足足数百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资格在北宋直接获封爵位的。但是即使如此，钱氏宗族三代之内靠科举考试正式考中进士的，就有近百人之多——这固然和宋初时候，北方人读书不好、南唐读书人又在唐宋战争中多遭屠杀、后蜀读书人多丧于全师朗、王小波、李顺等多次起义有关。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吴越人在宋初时的读书能力完爆北方人甚多。
“所谓乡试，便是一种新式的‘选贡’制度——未建号称帝的，不得开贡试、录取进士、明经、明法诸科士人，但是按照朝廷祖制，各道依然是要选出贡士前往京师参加考试的。孤所谓的‘乡试’，便是一种在各道自行组织的初级选拔考试。考中的人员，由各道命为‘举人’，以待时机成熟时进京参加朝廷的贡试——当然，乡试不比录科，哪怕文官没有空缺，也可以每年或每三年举行一次。获得举人资格者，即使没有进京参加最终的贡试，依然可以在我吴越国直接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