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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路诸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时，
稳定的封建秩序和广泛的统一战线
便都建立起来了。
一箭三雕，这是一种智慧。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可不防云云。
这可真是内外交困。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里外不是人的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与敌交手，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
这样看，东夷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的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的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要知道，那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既不能不防，又不能大开杀戒。毕竟，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
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便正是这样想的。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他们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周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这事有文物证明）。三位新君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叫燕，在今天的北京。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晋、燕，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
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2]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就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然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只是打酱油的，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王是天子，哪怕只是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是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当然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诸侯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最重要的是，方国的加盟证明了周政权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3]
这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技术或权术），制度才是政（政治）。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还要明确地划出疆界。
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还要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在古文字中，邦和封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今天所谓“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等等，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4]
邦国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邦是全境，国是都城，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叫国家，不行。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之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也就是“诸多的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比方说，秦帝国与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
邦国制度则不同，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天下只有一个，即周天下；天子也只有一个，即周天王。但在这个天下里面，有许多邦国，比如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等等。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而且不一定同姓。
这样的天下，怎么能叫“王朝”？
也只能叫“国家联盟”。
这样的国家联盟，或多或少有点像英联邦。但，英国不是联邦的“宗主国”，女王也不“封建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包括英国与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是平等的。联盟则是“松散的联合体”，成员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
国名 姓及始建之君 所在地
邘（yú ）姬姓，武王之子 河南沁阳西北邘台镇
邢（xíng） 姬姓，周公之后 今河北邢台市内
<；支阝>；（qí） 姬姓，文王之子 陕西岐山县东北
邠（bīn） 姬姓，周太王之国 今陕西彬县
邶（bèi） 纣王之子 今河南淇县以北、汤阴县东南一带
邰（tái） 姜姓 陕西武功县西南
(邑)（zài） 姬姓 河南民权县东
邿（shī） 妊姓，鲁之附庸国 山东济宁市东南
郕（chéng） 姬姓，武王之弟叔 武河南范县境内
邾（zhū） 颛顼之后 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后迁至湖北黄冈
郇（xún） 姬姓，文王之子 山西临猗县南
郜（gào） 姬姓，文王之子 山东成武县东南
<；昔阝>；（xí） 古蜀中小国 今四川邛崃
<；奄阝>；（yǎn） 嬴姓，商之盟国 山东曲阜县旧城东
郲（lái） 姜姓 山东黄县东南莱子城一带
郳（ní） 曹姓，邾侯之后 山东滕县东
郮（zhōu） 姜姓，炎帝之后 ——
郭（guō） 春秋国名 山东北部某地
郯（tán） 传为少昊之后 山东临沂郯城北
<；契阝>；（jì） 黄帝之后 今北京市西南
<；禹阝>；（yǔ） 妘姓 山东临沂县北
鄎（xī） 姬姓 河南息县东南
邹（zōu） 曹姓，颛顼之后 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
鄟（zhuān） 鲁之附庸国 山东郯城县东北
鄘（yōng） 管叔封地 河南新乡西北
<；覃阝>；（tán） —— 山东章丘西
<；無阝>；（xǔ） 姜姓 河南许昌县东
鄫（zēng） 姒姓，夏禹之后山东枣庄市东
<；寻阝>；（xún） 姒姓 山东潍县西南
邓（dèng） 曼姓 河南邓县
郐（kuài） 妘姓，祝融之后 河南密县东南
周天下却颇为不同。
首先，周天下在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
建，也许比封更关键。
我们的田野
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并没有记录。
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从此，土地、人民和领袖，就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比如新中国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于是，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封疆，中间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甚至也是一种“封建”。或者反过来把封建看作井田。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5]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层级 名称 君主 身份 家庭 家族 儿子
第一级 天下 天子 天下共主 王室 王族 王子
第二级 国 诸侯 国君 公室 公族 公子
第三级 家 大夫 家君 氏室 氏族 君子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
很清楚，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封建大夫之家），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的权力是封建诸侯，这就是建国；诸侯的权力是封建大夫，这就是立家。但是大夫不能把自己的“家”再分封给别的什么人。也就是说，大夫没有再封之权。这个规定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享有治权的，也只有天子、诸侯和大夫。不同的是，天子在理论上对周天下，在实际上对周王国，都有统治权。诸侯和大夫则只对自己的封国和采邑有权统治，但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
也就是说，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摆平江湖，叫“平天下”。
哈，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秩序井然吧？
这就是“邦国制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在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
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
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不同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近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与井田、宗法、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也是周人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姓、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及土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不离乡背井，豪酋不犯上作乱，闲汉们不无事生非，可不就天下太平？
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春秋礼坏乐崩，战国诸侯独立，就是封建秩序的崩溃。
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