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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曼在接受少先队员鲜花，接受全国老百姓赠送的成堆的糖果糕点牛肉干时，是否想起那特有的食品包装的窸窸窣窣？那时她听见同屋女兵抽屉里响起塑料袋或油纸包的声音，就会赶紧回避，拿起暖壶装着出去打水，或者端起脸盆假装出去洗衣服。她怕别人相互请客吃零食不请她，却也更怕请她，因为她没法回请。成都恶劣的副食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所有女兵都指望后方的家长们建立由北京、上海至成都的零食运输线，通过邮局和列车上的熟人，抑或出差探亲的战友来保障运输通畅。小曼想到一个办法：从她这一头起始来建立这条运输线。一次乐队指挥去上海抄总谱，何小曼花了半年的薪金节余，买了条西藏出品的毛毯，托指挥带给她母亲。她相信母亲收到毛毯会跟她礼尚往来的，会托指挥带些回赠给她，这条运输线就算开始通行，以后也会一直运营下去了。乐队指挥从上海回来，何小曼得到的就是一封信，母亲在信上为女儿的孝心感动，孝心领了，但提醒她西藏的毛纺品到底粗了点，以后不要再上当了。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
假设这嘱咐是儿子向母亲发出的，被嘱咐的一定是亲妈，嫁给继父的母亲就不再是亲妈。母亲也许会悄悄流泪，但同时庆幸不必再把小曼牵挂。小曼远行三千里，母亲为她梳了那样难以拆散的发辫，就是把所有牵挂一劳永逸地给予了，从此可以释怀。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
什么伦理？什么逻辑？假如茶花盛开就意味着儿子没了，亲妈们宁愿天下没有山茶树！
歌里的儿子无比抒情浪漫，向亲妈做善后交代：“啊……啊……啊……啊……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
假如小曼在拖着那个男护理员回包扎所的途中光荣了，换成山茶花陪伴母亲，母亲答应吗？也许母亲宁可山茶花陪伴；少了小曼，母亲的家庭便完整了：老革命丈夫，儿女双全，山茶花替代了小曼，无语无欲地陪伴，点缀装点地陪伴，母亲的心从此解放了，自由了，不需要再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来回变形了。啊……啊……啊……啊……再见吧妈妈！有没有山茶花陪伴，小曼反正是早已再见了妈妈。
应该说年轻的政治部主任颇有才华，把战地天使的心理活动杜撰得催人泪下，坐在大礼堂里的中学生们哭了。坐在最前排的几个女孩哭得呜呜的。小曼是不会哭的，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她在跟母亲单方面永别时都没有一颗泪珠。她合上演讲稿，也合上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杨花似雪的春天下午，她收到母亲的信，说有个叔叔将到成都出差，她请他为小曼带了些上海的零食。小曼在大门口从叔叔手里接过一个大网兜时眼泪几乎流下来，那是她替母亲屈出来的眼泪，她错怪了母亲而母亲不计较她，她为此而生出泪来。她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她是怎样在跑回宿舍的沿途邀请每一个人的？“来吃吧！我妈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女兵们出于好奇，朝她正在拆散的纸包里张望，最后看见的是一堆小袋包装的盐津枣，用切碎的橘子皮腌制晒干，不雅别号叫“鼻屎”，两分钱一袋，那一堆一百袋是不止的，一粒一粒地吃，母爱可以品味到母亲辞世。那么大个网兜还装着什么？一个塑料油桶，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沓全国粮票。母亲听说四川黑市活跃，全国粮票可以换到炒菜油，她要女儿替她做一次黑市交易。小曼看着堆成一座小山的盐津枣，才明白如此廉价的零食也是不能白吃的，这是母亲给她做黑市交易的报酬。
那一次我们所有人收起了刻薄，在小曼可怜巴巴邀请我们分享盐津枣时，都上去拿了一袋。小曼还是满足了母亲，粮票换菜油成交了。那个叔叔来取菜油的那天，小曼委托同屋的女兵代交，自己假托去门诊部做腰部理疗。实际上她哪里也没去，就站在公共厕所里，从砖头垒砌的空隙看到叔叔拎着满满一桶菜油，以那种圆满完成任务的轻快脚步走过去。
那以后，我们记忆里的何小曼更沉默，更溜边，不再像过去那样，当我们提起母亲时她会突然兴奋，会把她母亲吹嘘成一个大明星：她母亲在时髦的上海人里风头也是足的，一件黑丝绒西装，一根雪白纱巾，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不看的！那件黑丝绒西装多少次给邻居借去做样子，裁剪出来，穿在她们身上就是不对，没有她母亲的腰身啊！为了让大家信服，她还会拿出一张一寸小照片，是两个女人的合影，小曼指着上下两张从画框外斜着伸进画面的脸蛋让大家猜，哪个是她母亲。没等人开始猜，她便咯咯地笑着说，两个都是，她母亲年轻时，上海照相馆里时兴过这种噱头，一个人扮成两个人。背后我们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嘛，好像我们没见识过美人儿似的！
黑市交易成功，母亲对女儿的交易本领有了把握，紧接着给小曼打了个长途电话，派下来又一桩交易。母亲听说成都的少数民族商店卖一种藏药，可以滋补老年男性，但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却买不来，小曼曾跟母亲说到过团里招收了一个藏族歌唱家，是否可以麻烦歌唱家，把她的少数民族身份证借用一下？小曼简短地告诉母亲，藏族歌唱家早回西藏了，试用期都没满就走了。母亲说：“真的？！怎么会呢？！”小曼懒得跟她解释，藏族歌唱家因为受到美声发声训练而失去了原来的好嗓音，被团里退了兵。她只是说：“妈妈再见！”就挂了电话。她站在电话机旁边，手搭在话筒上，站了很久，为了让自己感受孤儿的独立自由、无牵无挂。二十多岁做孤儿，有点儿嫌晚，不过到底是做上了，感觉真好，有选择地做个孤儿，比没选择地做拖油瓶要好得多。
“假如我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她那样的母亲。
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这天，何小曼是太阳，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小脸！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她带着母亲给她梳的两根“法国辫子”，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她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她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她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小曼”。剪断了呀，她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需从属的自由？她笔下流动着“小曼”“小曼”“小曼”，父亲给予她的，她从母亲手里收回了，把不属于她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她不需要那个“何”字，何小曼？何为小曼？何人的小曼？小曼只能是她自己，是自己的。
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
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她。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
“停！别唱了！”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
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斗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
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筒，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来，光是空盒子空筒就价值连城。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
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
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曼，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
门里有了点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
“曼曼！开门呀！”
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
“曼曼！”
门开了，何小曼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
此刻她听见小曼诚恳地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
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
她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中年女人恍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筒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
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把她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疯了啊？往哪儿撞？！”
当看见小曼浑身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车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曼：“小妮子，你怎么了？”
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
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