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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两次闯荡好莱坞,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那里带给我最大挫折感的,不是影院里稀稀拉拉的观众,而是美国的媒体。
拍完《杀手壕》,公司希望我趁势在美国展开一轮宣传,他们帮我安排了很多访问。同事在这之前提醒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美国记者。当时我觉得他在小题大做,我年轻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些媒体记者,又能把我怎样呢?
事实证明我错了。
“你的名字怎么念?” “你是李小龙的弟子吗?” “你能徒手打碎砖头吗?”“你能表演一下空手道吗?” “请你秀一下功夫!”……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袭来,我有点招架不住,心里也非常地烦。我已经是红遍亚洲的明星,所有人都对我尊重有加,你们凭什么像耍猴一样耍我?当时有一档电视节目,我专程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去录制,出于对主持人问题的反感,加上自己英文差,我全程没说几句话,最后人家把我的专题直接砍掉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房间大哭一场。所有这些都超出我的预料。我是犯了什么病,放着好好的亚洲市场不顾,跑来这个没人喜欢我的地方?
回到亚洲,又拍回成龙式的动作片,自己觉得很爽,但我的同事们从来没放弃把我推向世界市场,而好莱坞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一块宝地。80年代的两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995年,我再度重整旗鼓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要自己选择电影项目,不再任人摆布。我知道哪一种电影才是适合我的。
刚到好莱坞,对我的邀约就一直不断,全部都是当红的导演或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希望我在《黑雨》中饰演日本杀手,史泰龙希望我与桑德拉·布洛克合作,扮演一个超级罪犯,之后又希望我在新片中饰演毒品贩子,这些电影都被我推掉了,我觉得角色不适合。与此同时,我自己做了一个剧本,那就是和唐季礼合作的《红番区》。
这部电影虽然是香港制作,但从一开始就立足国际市场。影片主要场景设置在纽约(后来是在加拿大完成拍摄),很多演员都是老外,很多对白都是英文。嘉禾的两位老板邹文怀跟何冠昌认为,这部电影有可能帮我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
1995年,《红番区》在美国上映,首周末即拿下980万美元的成绩,成为首部登上美国电影票房榜首位的香港电影,而且还是配音电影。美国的发行公司New Line Cinema 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强大的宣传力量,我再一次面对美国媒体时,这次的情况与之前有了巨大变化。我成为当地杂志的封面人物,出现在很多电视访谈节目中,大家都在用热情和欢迎的目光迎接我。
也是这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了真正的“成龙电影”的首映式。走在红毯中间,摄影机照相机不断地闪光,人们大声尖叫着我的名字,这一刻,我知道自己成功了。在那之后,我的三部香港电影《霹雳火》《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一个好人》也陆续在美国发行。拍摄《一个好人》期间,我受邀在好莱坞的中国剧院外面留下了掌印、脚印和签名。
1998年,我与克里斯·塔克合作的《尖峰时刻》在美国上映,电影获得空前成功。影片的续集《尖峰时刻2》和《尖峰时刻3》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上映。尽管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我也借助后两部片子的机会,把两个国内的年轻演员章子怡和张静初介绍给了西方观众。2002年,我的电影《燕尾服》刚刚上映,首周末就以1500万美元的成绩登上北美票房榜亚军。同年10月4日,我受邀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的美国之旅,终于没让自己失望。
在那之后,几乎我的每部电影都会在全世界的主流市场上映,《上海正午》《环游世界80天》《功夫之王》《邻家特工》《功夫梦》《尖峰时刻》系列则都是美国制作。现在想起这些年的经历,跃进脑海的不是那些台前的尖叫或掌声,而是幕后那些大家并不了解的时刻。
我带着成家班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开始也被别人瞧不起。第一,英文不够好;第二,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刚到那里,只是给人留下不守规矩的印象。这是因为东西方工作风格的差异。举例来说,西方的片场讲究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非常明确而细致的分工。抓电线的就负责抓电线,装镜头的就负责装镜头,打灯的就负责打灯,你不能去碰人家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则是大家都是全才,现场需要做什么活,都是随手就干,为的是效率。
我希望什么都很快,但人家不是这样的,就连说话的语气都不同。在国内片场,大家是“来了来了来了!”在美国片场,人家就是慢悠悠地拿,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种差距,我们在老外眼里是不专业,老外在我们眼里则是没效率。后来大家天天工作在一起,我们也慢慢适应他们的工作方式了,大家就相处得很好,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尤其在看到成家班真正的本事之后,他们没有人不佩服不鞠躬的。我们用真正的能力来服众。现在你在国外只要一提成家班,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们都不需要申请,已经是各国特技演员工会的荣誉会员。
我过去是从武行做起,在片场看过很多很原始的工作方式,在拍动作戏的时候,武行们几乎都是不要命的。一个危险动作下来,摔伤了,没事,马上换下一个,大家觉得很正常。这在西方人眼里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我刚去那里的时候,希望给老外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成家班的厉害。拍摄《上海正午》的时候,我想拍摄一个空中翻腾一周半,脸摔地的动作。我跟摄影组要求把机器往后拉,他们说不行,这样地上的垫子就穿帮了。我说:“对,我就是不要垫子。”我点名成家班的伍刚做这个动作,不戴任何护具。因为我自己懂这些,心里有底,知道他不会出什么问题。果然,伍刚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动作,并且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护住了头部和脸,全场瞬间爆发热烈掌声。
我看了看监视器,脸上很平静:“不够好,再来一个。”大家都傻了,过来说:“明明很好啊!为什么要再来?很危险啊!”我没理他们,用中文低声问伍刚:“行不行?”“大哥,没问题。”伍刚又做了一遍。我面不改色:“不行,再来。”第三遍之后,我喊OK,过了。伍刚的手、肘、膝关节全部肿了在流血,我也很心疼,但我知道这三个动作之后,没有人敢再看不起成家班。其实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受艰苦训练的人来说,这点小伤真的不算什么,但在老外眼里,他们觉得我们简直不是人,完成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果然,从那一刻起,剧组所有的人都很尊重我们。后来好莱坞在拍动作片的时候,都会拿着成龙电影的录影带去找能胜任的动作团队,并且跟他们说,我就要这一种——Jackie Chan style。
第一次见到史泰龙的时候,是在他的片场。
在那之前我们没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请我。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西方有点名气,媒体上面也有一些报道吧。有天我在香港,公司同事说接到史泰龙的邀请,请我到美国去看首映礼,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他们说,是真的,大哥。我就觉得很兴奋,他在我看来就是超级巨星啊,也是我的偶像,他竟然邀请我去看首映礼?同事又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史泰龙让自己的秘书从美国飞来了香港,还带了两张机票,要陪你一起飞回去。我就觉得很感动。他那个秘书也很惨,三十几个小时就光坐飞机了。
在飞机上我想,他为什么要请我去呢?想不通。就跟经纪人商量,如果到了那边情况不对,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我英文又那么差,咱们就转身就跑怎么样?
到了机场,已经有车等在那里。第一步,工作人员先把我带到史泰龙的家,说是要带我参观一下,给我介绍这是他的收藏,这是他的画,这是他的健身房……我还去他的健身房里面做了几下运动,心想,我居然在用史泰龙用过的健身器材。过了会儿,他的助理走过来,看了看表,说,我们现在出发去片场吧。
我当时心里有些嘀咕,他没有来接我的飞机,去他家里他也不在,是为什么呢?到了片场,刚好看到他正在拍摄。他远远地看到我,跟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稍等一下。很快,我听到他喊Cut,接着说,OK,lunch time now!然后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当时他们正在拍摄的是《超级战警》(Demolition Man),同戏的主演还有大明星韦斯利·斯奈普斯(Wesley Snipes),他看到我,也过来大力地拥抱我。当时史泰龙一把把我从韦斯利身边拉开,那个样子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朋友,只能我来抱”,很可爱。接着,他拉着我的手,站到剧组所有人面前,像是介绍一个重要人物那样,把我推出来,对大家说,Hey,Jackie Chan。现场爆发热烈掌声。然后他拉着我穿过很长很长的帐篷,两边都是演员和特技人员,那些人都唰地一下站起身来,齐齐向我鞠躬!我被震住了。一边走,很多特技人员都过来握我的手,我心想,原来自己这么厉害!
原来史泰龙是故意要让我到片场看他,还特意把上午的戏份延迟,就掐着时间,让我抵达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拍最后一个镜头。后来他带我去他的化妆车,一上去他就把电视打开,里面正在播放一盘录影带,我一看,竟然是我的电影!接着他把柜子拉开,里面齐刷刷都是我的电影!
他说:“每当没有灵感的时候(When we run out of ideas),我们就会看你的录影带。我们都在学你的东西,我真的很欣赏你,谢谢这次你能来。”那时候我英文很差,我们俩对话还要通过翻译,自己就只能说两三句“Thank you so much, I’m so happy。 You are my idol ”之类的话。
那时候我才知道,美国所有的动作组都在拿成龙电影做教材。我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