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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义哲听了，故意逗她道：“不喜欢么？昨晚你不是……”
彩玥怕他说出羞人的话来，伸手轻抚摸着林义哲的脸，咬唇道：“好啦好啦，人家喜欢着呢。※※”
林义哲得意了起来，笑道：“我说呢，你昨晚的那模样，怎么可能不喜欢呢，浪得跟……”
彩玥大羞，艳霞染腮，用力捂住林义哲的嘴，急道：“你再说，人家可不理你啦！”
林义哲笑嘻嘻的，又在她耳心道：“什么滋味，跟你相公说说。”
彩玥耳内被他的热气呵得心里阵阵发酥，腻声道：“告诉你，就得放人家走哦，莫把小姐给惹生气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林义哲笑笑点头，彩玥便俯首凑到他耳边，细细声呢喃道：“叫人家心里边从头至尾都飘荡荡的，兴致真比往日好许多呢……”
林义哲笑道：“此话怎讲？”
彩玥俏脸含春道：“昨晚被你折腾了一夜，可现在身上却还暖洋洋的好舒服呢。”
林义哲听得动兴，被子里的手掌插到她的股心内，指尖揉到薄润的娇嫩处，笑道：“原来方才在哄我，既是这样，那就再让你快活一回。”
彩玥哪里肯睬他的借口，生怕陈婉等得生气，坚决挣出林义哲的怀抱，穿好衣裳，爬出被窝溜下床，对林义哲温柔一瞥，道：“姑爷再歇会儿吧，我一会儿便回来伺候姑爷穿衣，姑爷今天想是还有许多事儿要办吧？”
“是，今天的事儿好多呢。”林义哲望着彩玥飘出屋子，收拾起男欢女爱的情状，思绪转到了今天需要办的事情上来。
不多时。彩玥回转来，伺候林义哲起身梳洗，然后林义哲便和陈婉彩玥一同用过了早餐。陈婉要去探望林普晴，林义哲则出门前去总督衙署拜望闽浙总督李鹤年。
到了督署，李鹤年得知林义哲来拜访，亲自出迎，二人至客厅唔谈，刚好福州将军文煜也在，李鹤年和文煜问起林义哲关于洋务的事。林义哲条理分明的一一做答，说得头头是道，令李鹤年和文煜称赞不已。
“不瞒你说，鲲宇老弟，我对这样务。可以说一窍不通，可朝廷交待下来的事情，不但要办，还要办好，我这正没奈何处，刚好你回来了，简直是天助我也。”李鹤年道。“有了鲲宇老弟你护理福建巡抚事，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呵呵。”
“鲲宇老弟学贯中西，又精西洋兵事。是我大清少有的能员干吏，文某以后也是要多多借重的。”文煜也在一旁笑着说道。
“哪里哪里，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罢了，”林义哲谦逊道。“借重不敢，二位大人需要我的地方。能做到的，绝无二话。”
“鲲宇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李鹤年和文煜对望了一眼，笑道，“眼下便有一件麻烦事，我刚才和文大人计议，抚台王大人正病重着，这事儿恐怕也只能辛苦鲲宇老弟了。”
“噢？不知是什么事？”林义哲听到李鹤年这么说，心中不由得警惕暗生。
能让这两个官场老油条发愁的，应该不是什么好办的事吧？
“前些日子，一条日本船在台海遇险沉没，渔民数人漂流至台湾，上岸后失踪，疑是生番被扣留，日本领事前来聒噪多次，要求保得其人安全，可现下情形到底如何，尚不得知。”李鹤年道，“日本领事心忧其人性命，请求允准他们自己派人入台搜寻。鲲宇老弟以为，此事该如何办理才好？”
听了李鹤年的话，林义哲心里一惊。
“台湾是我中华版图，日人岂可随便进入搜寻？其领事所请，万万不可！”林义哲道，“再说了，日本领事是如何得知的消息？怎知是日本的渔民，而非琉球渔民？”
“我也觉得，日人想入台湾搜寻，似有狡图。”李鹤年捻须道，“至于日人如何得知消息，是有二人为美利坚国商船救起，送回日本，日本领事得报后，才过来交涉的。这倒是没什么可说的。”
听了李鹤年话中提到的是美国人救下的日本渔民，林义哲在心里暗道：只怕未必！
因为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一段往事！
1871年12月，中国的属国琉球王国（也是日本萨摩藩的藩属，中国这边对此一无所知）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结果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有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了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当时的清廷并不知道，此次事件，会成为日后日本染指台湾的口实！
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早在1867年2月，美国商船“流浪者”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这种看似有理，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的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李仙得当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他认为：“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则毫无依据。”
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当中的问题，于是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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