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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宋仁宗实在是不能够忍受臣僚之间“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争闹，索性免去了滕子京天章阁待制的官位，再将他贬到岳州这个穷乡僻壤，心想，这下耳根该清净了吧！这就是《岳阳楼记》中提到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来龙去脉。www.Pinwenba.com不久，范仲淹也被贬到了邓州。
提起《岳阳楼记》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是怎么写出《岳阳楼记》的呢？原来，宋仁宗把滕子京贬到岳阳后，并没有颓废下去，这小子决定干一件大事，修岳阳楼。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岳阳楼给修好了，等范仲淹被贬到邓州时，就让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一篇记。于是，一篇千古流传的佳作《岳阳楼记》就诞生了。
那么，《岳阳楼记》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我们不禁要问了，都是被遭贬的官员，要说安慰也应该先安慰自己，怎么范仲淹倒“俨然成为一长者”了呢？我们先来对范仲淹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先来看历史上的范氏家族，苏州范家的先祖范隋在唐懿宗时代是一个小小的县令，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在吴越王钱俶的幕府里做事。后来又在徐州的武宁军节度衙门担任“掌书记”之职，也是一个当官的，不过官不大。
范仲淹的母亲谢氏怀上范仲淹的时候，据说曾去观音菩萨的塑像前问卜，这就是关于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典故来源。当时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范墉问当时的主持，说我夫人腹中怀的是男孩儿是女孩。主持的回答很有意思，说是一个男孩，并且将来会做大官。范墉又问，那能做到宰相的位置吗？主持说，不能。范墉说那做不了宰相，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夫吗？主持说做大夫还不如做官保朝。还别说，后来范仲淹真的是如主持所说。这样说来，这个主持乃神人也，可以未卜先知。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谁知道是否真的有此事。不过，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向来牛叉人物的出生都是非同寻常的。比如陆游，就跟天相扯上了关系。
然而，很不幸的是，范仲淹在他两岁的时候老爸就死了。没有办法，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呢？古时候也流行改嫁这玩意，范仲淹的母亲从苏州吴县改嫁到长山朱姓人家。现在母亲改嫁了，那范仲淹就有新爸爸了，不仅如此，范仲淹的名字也改了，叫朱说。
范仲淹到了新爸爸家日子过得很不好，不但吃得不好，穿得也很差。你说物质上穷点没关系，人家吃一顿你也吃一顿，不过是好吃与不好吃罢了，可范仲淹这个“没爸的孩子”还要遭受精神方面的歧视。由于营养不良，范仲淹身体很瘦弱，就跟电线杆似的。这样的身体人家不欺负你欺负谁？现在，范仲淹更要想暴力反抗是不可能的了，唯一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发奋读书。所以，范仲淹走的路线跟天下文人是一样的。
好在范仲淹的母亲改嫁的朱家是江南的大户人家，族中就有学堂。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没爸的孩子也像一根草”，虽然范仲淹可以跟朱氏子弟一起读书，但他的生活境况更加糟糕。很多时候连喝稀粥都成问题，为了能节省，范仲淹想了一个好招，早上的时候把粥熬好，等粥凉下来后再将它分为若干块，每次取一块来充饥。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仲淹从没叫过苦，《宋史·范仲淹传》记载，“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读书是“昼夜不息”，实在感觉太疲倦的时候，就用冷水洗脸，这样的苦很多人都不能忍受下来，范仲淹却说不苦，只要有书读就行。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范仲淹是“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这说明范仲淹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在他10多岁的时候，就跟朱氏族中的一些兄弟中举为学究。
什么是学究呢？这个源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有“学究一经”这一科，而应这一科的考试的就称为学究。《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对范仲淹而言，通过这一科的考试那简直是轻而易举了。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科考试，范仲淹不过是获得了“学究一经”的头衔名或者说身份，只有考上了进士才能授官。但是，因为范仲淹有了这么一个头衔，他就有资格去谒见一个当时很有名气的人，此人素有贤名，就是谏议大夫姜遵。
关于范仲淹见到姜遵时的情形，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有记载，“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酒赐坐，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
当时跟范仲淹一起去见姜遵的有不少人，这个姜遵好眼力，其他人都看不上，对范仲淹却是赞誉不已，还将他单独留了下来，对自己的夫人说，范仲淹是一个奇才啊！此人定当成名于世。有了姜遵的推崇，范仲淹从此在乡里是声名鹊起，经过范仲淹的不懈努力，在大中祥符五年考上了进士，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在这里做点补充说明，大中祥符是宋真宗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总共9年，即1008年～公元1016年。
范仲淹考上进士后，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这个做官虽然不大，但至少能让生活条件改善不少。于是，范仲淹做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后来，在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范仲淹改姓还宗，名为“范仲淹”。在这里做点补充说明，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备受刺激，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自强不息的范仲淹决定脱离朱家，自立门户，等到自己学业有成，再接母亲归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范仲淹内心的那种悲恸的心情，年少的他流着泪离开朱家，独自一人外出求学。后来范仲淹考中功名，实现了他自立门户，再接母亲归养的承诺。
范仲淹一直很崇尚节约，在他为官初期，曾担任过一些肥缺，比如，监泰州西溪盐税、监楚州粮料院等，他没有乘机敛财，反而还用自己的俸禄资助其他人。《宋史·范仲淹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与，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范仲淹在生活上，只要不是接待客人，几乎是不会吃肉的，一家人的消费水平控制在最低。将省下的钱用来置办义庄，这个义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慈善机构，用于救助族里的贫困孤寡。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对范仲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在，我们回到文中开头说到的那件事上。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范仲淹的哥们滕子京被贬官到了巴陵郡。要说这个滕子京可是相当的了不得，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经常为讨债而发愁吗？这事要是让滕子京去讨，对他而言绝对是小儿科。
《涑水纪闻》中说滕宗谅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讨来的钱有一万缗。以前，别人讨不回来的债，现在滕子京给讨回来了，有了这样一笔钱，修岳阳楼就不在话下了。当然，你别以为滕子京就是一个只会“讨债”和“搞建筑”的“不务正业”的官，他到巴陵郡后，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仅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效果。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这样评价道，“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便出来了——
1、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
2、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是因为滕子京贪污公款。据说，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府期间“费公钱十六万”，如此在任上“用公使钱无度”肯定会惊动朝廷。于是，朝廷便派人来查。滕子京很聪明，一听说朝廷要来查他了，便将所有账单票据全部销毁。根据《涑水记闻》的记载，“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这样一来，便没有证据了，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不能够定罪法办，只好以“调动工作”为名，实为贬谪，将滕子京从繁华的泾州调到偏僻的巴陵郡。
滕子京被贬后为什么要修岳阳楼呢？有人说滕子是为了炫耀政绩，你看，你把我贬到这么个破地方，我滕子京依然能够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没说的，两个字“我牛”。也有人说滕子明着是修岳阳楼，实际上是变相的贪污。《涑水记闻》中记载，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筹资“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滕子京为了修岳阳楼，他想了一个法子，由官府出布告，让那些债主拟一份名单，注明有哪些是赖账之人，由官府出面催索，催讨回来的钱用于重修岳阳楼。滕子京拿到这笔钱后，自己掌管这笔钱，既当会计又当出纳，还当包工头。如此一来，他总能从中捞到不少好处。
如果上述观点属实，那滕子京可真的是一位高智商的贪官。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首先，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只是一部笔记而已，不是正史，可归纳于“野史”。这样的书籍所记载的事情可信度并不高。
另外，书名中的“闻”字，乃见闻，说白了就是司马光从别人那里听说而来的。《涑水记闻》中关于滕子京“以公款馈赠游士故人”和借修岳阳楼“自入”只是由君贶所说，这个君贶就是指王拱辰，王拱辰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反对派中的人。按照政见不同，难免会有肆意弹劾之嫌。史书记载，“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王拱辰很讨厌范仲淹，总想着找机会扳倒他，但一时也没法，所以就拿范仲淹的哥们滕子京开刀。
大家可能要问了，那王拱辰跟滕子京又没有仇，干嘛要这样诬陷他，就算要诬陷也应该诬陷范仲淹，范仲淹才是其政敌。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范仲淹跟滕子京是同科进士，两人关系一直甚好，交往密切。有这样一层关系，你说，滕子京能逃得过王拱辰的诬陷吗？
其次，根据《宋史·滕宗谅传》记载，对他的评价是“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是一个做事潇洒，率性而为“好施与”的官员。他在任期间还兴办学堂，这可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的好事，“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胜，学者倾江、淮间。”更何况，一个死后“无余财”的人，他会是一个贪官吗？
因此，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便有了答案，实乃因为范仲淹所进行的“庆历新政”遭到反对派的忌恨，进而牵连到滕子京。换句话说，这是政治斗争中敌我交锋的表现。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滕子京让范仲淹给岳阳楼写记，曾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名为《求记书》，并绘制了《洞庭秋晚图》随记书一并寄出，以便范仲淹寻找到写记的感觉。范仲淹看到后，灵感如泉，《岳阳楼记》便在邓州诞生了。因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非在岳阳所作。
滕子京到了巴陵郡后，心情很糟糕。对此，范仲淹在《过庭录》中有记载，“自庆历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在岳阳楼建好后，按理说滕子京应该高兴才是，但他却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岳州府志》）这是什么意思呢？
岳阳楼建成了有什么可喜的？只等着建成后到上面依着栏杆痛哭几回。由此可见，滕子京的心情是伤心到了极点。作为他的哥们，范仲淹怎能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便写下了《岳阳楼记》。
我说《岳阳楼记》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借《岳阳楼记》对滕子京劝勉，告诉他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说白了还是心态问题，只要做到“波澜不惊”，就有“春和景明”之象来到。现在，岳阳楼在你的努力下修好了，你就想着登上岳阳楼，好好领略一下四周的风景，你一定会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兄弟，记着一定要做一个“喜洋洋”的人啊！
第二，范仲淹算定《岳阳楼记》一完成，过不了太久，滕子京就会被重新重用。据说，《岳阳楼记》完成后，宋神宗看了《岳阳楼记》非常的高兴，皇帝一高兴，好事就要来到。过了两年，宋仁宗就把滕子京调到徽州任知府。
你看，这范仲淹真是有“一世之师”的风范，一篇文章竟然改变了滕子京的命运，实在是让人佩服。如果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不妨去读读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相信一定会让你的心结打开，成为一个“喜洋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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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庆历新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唐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以及朋党之争”对朝廷的危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当时的丞相赵普就为此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若君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涑水纪闻》）。
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要将天下的兵权、财政大权、全部掌控在皇帝手中，强化中央集权。宋太祖听取了这个建议，并将之作为北宋的基本国策，长达150多年。这样一来，中央集权倒是加强了，但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这就是 “三冗两积”。
那么，何为“三冗两积”呢？即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赵匡胤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为了抵御来自北方政权的侵入，北宋建立了强大的“雇佣军”。根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北宋的“雇佣军”每年成递增趋势。如此一来，那军费支付就相当庞大了，北宋这种“重武轻文”的策略，无疑造成了“冗兵”之弊。
在“冗兵”的同时“冗官”又出来了，由于害怕武将的势力过大，北宋采取重文官而轻武将的策略。因此，文官的势力相当庞大，他们不但掌握着财政大权，还掌握着兵权。那么，如何培养更多的文官呢？我们知道，古代读书人是靠科举制度而进入仕途的，这样一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录取人数。在这里做一个比较，我们就非常清楚这个录取比例的变化，在唐朝一年中最多录取的进士人数也不过才三四十人，而宋朝在一年中最多录取的人数达到三四百人，几乎提高了10倍，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在唐朝考中进士后并不能立即授官。关于这一点，我在“古代知识精英心灵探秘”系列第一部里有介绍，这里不在累述。我们看看宋朝的情况，在宋朝，只要考上进士就可以立即授官。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广揽人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官群体。为了维护这个群体的稳定，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际上就是高薪养官。
庞大的军费开支，官俸开支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长此以往，如何不冗费、积贫、积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决定厉行改革。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由谁来积极推动这次改革呢？宋仁宗眼光独到，他看中了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的范仲淹。
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负责改革。当然，负责庆历新政的并非只有这几个人，另外还有蔡襄、余靖等人。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不负众望，拟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章。这份奏章就是庆历新政采取的具体措施，其内容如下：
1、明黜陟。比如，制定出新的官员考核政绩的制度，不看资历，看实际能力，并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2、抑侥幸。比如，限制官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3、精贡举。比如，改革原来科举考试的死板形式及内容，把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考试内容改为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4、择官长。比如，朝廷派出专门的人到地方去检查官员的政绩，奖励有用之才，罢免无用之才。总之，在选派地方官时，要做到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5、均公田。比如，均衡官员的职田收入，没有职田的官员，就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对于职田多的官员，则减少他们的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
6、厚农桑。比如，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大力兴修水利，大兴农利。
7、修武备。比如，在京城附近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闲余时就回家务农。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8、重命令。比如，删去一些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然后再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9、减徭役。比如，针对户口减少，而老百姓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的情况，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如此，徭役便减轻了。
10、推恩信。比如，朝廷不定期向民间施予恩惠，并派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查看执行情况。
范仲淹提出的这十条改革内容，宋仁宗看后非常高兴，同意实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因此，到了十月的时候，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择官长”以及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选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然后，范仲淹根据按察使提供的报告，亲自审核各级官员，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当时，富弼就说，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足见范仲淹对新政严格执行的决心。之后，亲历新政的其他内容陆续得到实施。
庆历新政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因此，必然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特别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欲置革新派于死地。更有甚者，以罢朝相威胁。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宋仁宗下令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到了邓州，并下令废止新政大部分内容。当然，那些参与了亲历新政的革新派中的人也一一被便到了地方上。这样一来，庆历新政仅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宣告失败了。
现在，我们来看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王夫之的观点是，认为宋仁宗在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既从善如流，也从恶也如流。一开始的后时候，他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是他改革过程中会遇到的阻碍认识不够充分。一旦遇到强烈的反对声就退缩了。一句话，宋仁宗就是那种首鼠两端之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宋仁宗在位期间无所建树。
其实，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改革会严重触及到皇帝的底线，肯定会遭受失败的。从范仲淹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知识精英们无法逃脱的悲剧色彩，这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包括王安石变法，他的结局也不是很好，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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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时代，有两次改革比较有名，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曾在主张改革的时候不畏权贵，跟那些反对派们进行斗争。
在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的时候，范仲淹就因为主张改革而跟一些重量级别的人物交手。比如，宰相吕夷简。范仲淹为什么会跟宰相交手呢？原来，吕夷简内心是反对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进行改革的。他看到范仲淹这样搞，迟早一天他也会遭殃，还不如早点动手，把范仲淹给弄下课。那么，吕夷简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原来，范仲淹要拔掉他任宰相十余年来的政治风气和复杂的关系网。这个吕夷简在任期间，不但专横跋扈，排除异己，他的门生幕僚更是遍布很多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大佬”，下面有不少“小弟”。前面我们说到“冗官”、“冗费”的弊端，这个弊端主要是显露于官僚阶层，要想除掉这些弊端，就必须要整顿吏治，而整顿吏治就必然会触及吕夷简的利益。
吕夷简想了什么招来对付范仲淹呢？估计吕夷简懂得心理学，又或者会看相，他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杀伐决断，刚正不阿的人，要想对付这种人，你给他再多的金钱和美女，荣誉与地位都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忙，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他就没时间和精力来关注革新朝政的事了。这一招绝啊！属于高智商者玩的政治游戏。于是，吕夷简就让范仲淹出任开封知府。这个职位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繁琐细碎的工作特别多。吕夷简原本以为他的这一计划是万无一失的，没想到他碰到了一个强悍的对手，这范仲淹不但将开封府的一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改革朝政的事儿一点也没落下。吕夷简气得没法，说这范仲淹也太他妈的神了，难道吃了鸦片，精力这么旺盛？
然而，让吕夷简更没想到的事，忙碌的事务不但没让范仲淹脱不了身，范仲淹还有精力进行有力的还击。他给宋仁宗呈上了一张《百官升迁次序图》，那么，范仲淹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原来，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很具体形象的图画，在呈现给宋仁宗的时候，当着吕夷简的面，他指着这张图说：“皇上您看，像这样的晋升就是属于循序升迁；像那样的陡然晋升就是不合次序的提拔。”
宋仁宗一听，似乎有些不大明白范仲淹到底想说什么？便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范仲淹又说：“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正常的提拔，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陡然升迁提拔，便是出于某人的私意了。”
范仲淹还提醒宋仁宗，“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什么意思呢？做皇帝的应当将任命高级官员的权利抓在自己手中，不应该都交给宰相。一句话，还是加强中央集权。
范仲淹的这个还击相当给力，范仲淹没有点名指姓的去说吕夷简的不是，而是借助百官图来告诉皇上现在朝政存在很大的问题。宋仁宗不是傻子，一听就明白，吕夷简也不是傻子，范仲淹在宋仁宗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没明说自己，但实际上就是在说自己。因此，吕夷简心里那滋味，简直比针刺还难受。
不甘心束以待毙的吕夷简也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直接到宋仁宗面前说范仲淹的不是，说范仲淹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书呆子，神经质，别看他口若悬河，实际上就是一草包，没有真正的本事。范仲淹听说后，心想，你这个吕夷简也太玩不起了，那好，我也到皇上面前去说，不过，我是要以奏章的形式来说。于是，范仲淹就写了一份奏章，明确指出宋仁宗应当将朝廷大权集于一身，不能给宰相有以权谋私的机会。你吕夷简不是说我没真正的本事吗？我现在还要举例证明，做到我的观点有理有据，不是张口乱说。范仲淹说在西汉成帝时期，外戚王莽专权，弄得朝政乌烟瘴气，连皇帝都感觉到有危机了。为了解决这一的危机，汉成帝便问宰相张禹有没有什么办法应对。谁知这个张禹却说，没事的，皇上您不用担心，那王莽不足为虑，别听那些人瞎说。汉成帝信以为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就出大问题了，王莽狼子野心，竟然篡权，西汉就这样给灭亡了。
范仲淹的这份奏章简直就是一针见血，现在朝廷中就有像张禹这样的人，他们只为自己考虑，要宋仁宗保持警惕。吕夷简更是坐不住了，这范仲淹实在是太厉害了，得想办法把他弄出京城。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借皇帝之手弄走范仲淹呢？要说这吕夷可真的是简厉害，他从以往历史中选找到一个绝妙的办法，作为一个皇帝，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做臣子的结党营私，势力做大。吕夷简就抓住这一点，给宋仁宗上书，说范仲淹勾结朋党，欲图谋不轨。宋仁宗一看这奏章，心里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啊！幸好吕夷简提醒了我，要不等范仲淹这一帮人的势力做大了，那可就麻烦了。
其实，范仲淹哪有勾结朋党，他开始一心一意为了革新朝政，为大宋江山社稷着想。可是，现在连皇上都不信任他了，等待范仲淹的命运就只有被贬出京城。
范仲淹就这样被贬到了饶州。在范仲淹准备走的时候，没有人敢跟他送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宋仁宗将范仲淹的罪名张榜公布在朝堂之上，并下令不得百官再议论此事。这些罪名有“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意思是说范仲淹拉帮结伙，充老大，挑拨离间，小人行为，不顾身份，没大没小。
本来正直不阿，一心为朝廷的范仲淹，却被吕夷简给污蔑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这事谁看了都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朝廷不是不让百官再议此事么？偏偏有不怕事的就要跟范仲淹扯上关系。比如，同为天章阁待制的王质，他听说范仲淹要出发到饶州，就带上好酒好肉到范仲淹家住了几日。当时，有人好心的提醒王质，说现在你可是在风口浪尖上啊！小心人家告你结党营私，把你也一块儿给贬了。王质哈哈大笑，我怕什么？君子坦荡荡，范仲淹更是君子中的君子，如果我能成为他的朋党，那是我的荣幸！如果真有小人告密的话，我也要谢谢他，谢谢他给我一个“有罪”的机会。
馆阁校勘尹洙更有意思，他上书给宋仁宗，自己揭发自己，说我也经常搞朋党这事，你干脆连我跟范仲淹一起给贬了吧！宋仁宗气得拍案而叫，好，你们有种，我就成全你们，一块儿贬。就这样，尹洙被贬到郢州。此外，替范仲淹说话的还有余靖、欧阳修等。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范仲淹遭贬，在宋仁宗下令不再言议此事的时候，还有人愿意替范仲淹说话？唯一的解释就是，范仲淹的品行和才能感染了不少人。说到底，范仲淹就是一个贤能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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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到范仲淹是一个贤能的君子。“贤”当然是指品行方面。那“能”就是指才能了。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我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范仲淹任监西溪盐税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还解决了泰州地区海潮淹没农田的问题。其实，范仲淹不过是个负责收盐税的官员，这个问题本来不属他的职权范围，但他依然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希望他能尽快修复海堤。
张纶感觉到事情也挺严重的。因为，这个捍海堤是唐代所修，由于年久失修，现在的捍海堤已经是损坏严重，没有海潮的时候倒也相安无事，然而，一旦海潮泛滥时，捍海堤几乎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于是，张纶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兴化县的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经过约四年的时间捍海堤终于修好了。捍海堤的修好无疑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使得很多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自己的家园，原先荒废了恶田地，如今又长满了庄稼。当地老百姓为了感谢范仲淹，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这说明了什么，简而言之，范仲淹不愧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
后来，晏殊请范仲淹去主持应天府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个主持应天府学说白了就是让范仲淹当代课老师。虽说是代课老师，但范仲淹依然十分敬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对此，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有这样的描述“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你看，范仲淹多厉害，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才华横溢。像富弼、孙复、张载等人都是范仲淹一手培养起来的。此外，范仲淹地方任职期间，先后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为宋朝培养了不少经世济民的人才。这也难怪后来的苏轼要视范仲淹为偶像了，也难怪王安石评价范仲淹是“一世之师”了。
范仲淹有一首很著名的词叫做《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大家再也熟悉不过了，是范仲淹在戍守边境时写的一首词。按理说，范仲淹只是一个文官，他怎么就跑到边境上去了呢？原来，在宝元元年，即公元1038年的时候，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国，并自称皇帝，脱离了宋朝的统治。西夏国建立后，便一直想着扩张领土。因为，他们原先的地盘太穷了，他们不想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于是，元昊便调集了约十万得军马，侵袭宋朝延州等地。
边境出大问题了，是主攻还是主守，朝廷上下是吵作一团。其实，一个小小的西夏国有多厉害呢？宋朝至于这样六神无主，惊慌失措吗？原因在于，这时的北朝已经很久没经历战事了，以至于边防年久不修，士卒战斗力急剧下降，再加上延州的守将范雍是一个无能之辈，延州北部的数百里的地盘，大多被西夏军夺去。
宋仁宗听取了韩琦的意见，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范仲淹挂帅至延州后，亲自到前线视察。这一视察不要紧，一察便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范仲淹发现士兵不但战斗力低下，作战排阵更是问题严重。此外，在后勤以及防御工事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摆在范仲淹面前的就是一烂摊子，然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韩琦却主张现在就进攻，给西夏人一点颜色瞧瞧。
范仲淹表示反对，应当以防御为主。就连范仲淹的哥们尹洙也说，“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尹洙的言外之意是说范仲淹太过于谨慎胆小，看来你真的不如韩琦啊！范仲淹回答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这交战一旦开始，那可是既流血又要命的，我真不知道你说的置之度外的观念高明在何处？范仲淹说这话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打仗绝对不能意气用事，否则会吃大亏的。
庆历元年，即公元1041年，韩琦派大将任福率军在渭州跟西夏军队干上了，西夏军一时受挫，便开始撤退，任福也不管这是不是敌军的陷阱，下令穷追猛打，结果追到六盘山麓的时候，在好水川口中了埋伏。任福等十六名将领无一幸免，全部丧命，士兵损万余人。韩琦的这次反击以大败告终，他十分后悔没有听范仲淹的话。
没过多久，元昊兵至渭州，为避免孤军深入，行军的速度较慢，夏辣误以为西夏军害怕，就命驻渭州的宋军主动进攻西夏军，结果元昊看准地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采用断水放火的策略，将宋军全部干掉。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士气更加高涨，觉得宋军简直是不堪一击，趾高气昂的进入渭州，将渭州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后才撤军。
宋军遭受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使得朝廷大惊，这时才认定对西夏进行主动还击的路线是错误的，应该采取范仲淹的策略，以防御为主。于是，这时的范仲淹才真正的发挥其作用。
针对当前的严峻形势，范仲淹采取了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等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下面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1、修固边城。对于边境地区的防御，肯定少不了修筑城堡，建立军事据点这一项。对此，范仲淹的得力干将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因为，这里地处要害，右可屏障延州，左可获得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两州。
这个种世衡可是一个相当牛叉的人物，他是大儒种放之的侄子，也是北宋一朝种家将的开山人。范仲淹发现此人有大将之才，且精通谋略，于是便提拔了他。事实证明，种世衡确实了不得，他不但能带兵打仗，还曾巧施离间计将西夏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旺荣、遇乞兄弟给除掉。
范仲淹觉得种世衡的建议非常好，便采纳了，并派他率兵前去修筑。种世衡领命后，一边跟西夏军队作战，一边抢修城堡。为了解决城内缺水的问题，他出重金奖励凿井，没过多久便凿出了水。看着地下冒出清澈的井水，种世衡一时有了灵感，将城堡取名为清涧城。
为了有充足的粮饷，种世衡大兴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另外。他还大力发展商贾贸易，如此一来，经济便越来越繁荣。同时，针对西夏游牧名族的特点，训练出了很多神射手。经过种世衡的这番努力，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当然，像清涧城这样的城堡远不止一个。比如，永平、承平等十余处。
范仲淹也没闲着，他下令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并开辟营田数千顷，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将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这样方便管理。此外，范仲俺还建议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细腰城和葫芦泉城，将各州连成一片，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有战事发生，可互相支援。
就这样，在范仲淹的治理下，延州及周边地区的城堡变得十分的牢固。连西夏人都说，千万别再打延州的主意了，如今有范仲淹坐镇，此人惹不起。
2、招抚属。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防御力量，范仲淹积极联合沿边横山一带散居的族部落，并最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3、精练士卒。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提高宋军的战斗力。为此，范仲淹举行了以此大阅兵，哪些将领有能力，那些将领没有能力，一目了然。有才能的自然能得到提升，像种世衡、狄青等有勇有谋的将领都是范仲淹发现并一手提拔的。
为了补充兵源，范仲淹积极召募士兵。在经过严格有效的训练下，宋军不但战斗力加强，而且士气也倍涨。此外，范仲淹还训练了一支“特种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通过以上三条措施的有力执行，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当时，边境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范（即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足见范仲淹是多么的厉害，就跟金人被岳飞打怕了一样，只喊岳爷爷。
而西夏由于长期用兵，造成国力空虚，已无力再发动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跟西夏从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开始议和，第二年便正式达成和议。
我们说范仲淹在文治方面很厉害，比如推行改革——庆历新政，创办学堂——培养经世济民人才，没想到范仲淹在武治方面也是一个高手。范仲淹死后，宋仁宗追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并赐其谥号为“文正”。在古代能有文正谥号的并不多，司马光就曾说过，“谥之美者极于文正”，足见范仲淹品行及才能。所以，我说范仲淹是一个贤能的君子一点都不为过。而且，我也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如果范仲淹能一直呆在朝廷中央，他的作为一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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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先后被贬到了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范仲淹得有肺病，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治好。特别是在徐州的时候，范仲淹的病情十分严重。
当时的知州孙沔，在知道范仲淹的病后，曾竭尽全力找最好的大夫来医治范仲淹的病。范仲淹的哥们韩琦，富弼更是送医送药，甚至宋仁宗在知道范仲淹的严重病情后，还专门派人送来名贵的药品，希望能够保住范仲淹一条命。遗憾的是，此时的范仲淹已经病入膏肓，回天无力。
皇佑四年，即公元1052年，范仲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时年64岁。范仲淹死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他的家人只能借官屋居住，略避风雨，实在是让人倍感凄凉。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大部分时间都流转于地方官的任上，只有在当参知政事的那段时间才算是进入了朝廷的内部决策层。换句话说，范仲淹大部分时间都远离京城，在地方上“颠转流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贬来贬去的古代文人，他独特的君子风范以及卓越的才能，影响很多人。比如——
欧阳修在《范仲淹有志于天下》中这样写道，“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欧阳修认为，在志向方面，范仲淹是从小就有之，就算是“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起放在范仲淹身上，也不能改变他有志于天下的政治理想。为了勉励自己，范仲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苏轼更是迷恋范仲淹到了这样的地步，说范仲淹的功德根本就不需要用文章记下来就能够昭显出来，范仲淹的文章，也不需要请什么名人来写序就能能流传千古。“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范文正公文集叙》）。
据说，苏轼是范仲淹的铁杆粉丝，他从8岁的时后就开始崇拜范仲淹，到了55岁的时后依然崇拜。甚至还因为没有结交到范仲淹，说这是他的平生之恨。
吕中认为在宋朝的牛叉人物中，以儒家为标准的范仲淹当属第一。“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而朱熹则说范仲淹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王安石评价范仲淹是“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祭范颍州文》）。
王安石心情激动的用了一个“呜呼我公”，说范仲淹为当世的老师典范。自从韩愈《师说》以来，“师”字辈的人物并不多，王安石说范仲淹是“一世之师”，这个评价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