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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主要探究的，是在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上人们所常关注的问题；下面则要考察以往的研究所不常涉及的方面，如露布、烽燧、榜文、实物，等等。www.Pinwenba.com在我们看来，就官方的新闻传播而言，这些传播方式的作用与意义不在“开元杂报”、“进奏院状报”等名目之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鲜为人知而同样有声有色的传播画面。
新闻·传播·新闻传播
在此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个早该辨明而迄未澄清的关键术语——新闻传播。
顾名思义，新闻传播自然是事关“新闻”的“传播”。这一点看似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一般清亮，但若继续追问何谓新闻、何谓传播时，问题就不那么明彻了。从语源上讲，“新闻”这一词语组合始于唐代。据姚福申先生考证，唐人文献中使用“新闻”一词的地方有如下几处：
孙处玄，长安（周武则天年号，701至704）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武英殿本《旧唐书》卷142。
段成式《锦里新闻》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
李咸用《冬夕喜友生至》：“天涯行欲遍，此夜故人情。乡国别来久，干戈还未平。残灯偏有焰，雪甚却无声。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全唐诗》卷645。
又《春日喜逢乡人刘松》：“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全唐诗》卷646。
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又此数段引文转引自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
以上几处提及的孙处玄、段成式、李咸用和尉迟枢诸人，以孙处玄的生平为最早，其余均属晚唐时人。其中，李咸用的诗句“多少新闻见”里的“新闻”，应另当别论。因为“新闻见”虽与新闻在意思上相通，但在句读上却为“新——闻见”，即“新的见闻”。另外，孙处玄一条中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在不同的文本里也写成“新文”（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和“所闻”（《太平御览》“逸民部”卷560）。于是，此条作为最早的“新闻”一语的出处也受到质疑。参见王志兴：《唐人孙处玄用过“新闻”一词吗?》，载《新闻学论集》，第八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如此说来，只有《锦里新闻》、《南楚新闻》和“新闻多说战争功”三条较为可靠，可以作为“新闻”一词的初始出处。就三条所关系的人物而言，最早的段成式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参见（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最晚的尉迟枢卒于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之后参见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距唐朝灭亡的907年已相去不远。作为书名，段成式的《锦里新闻》与尉迟枢的《南楚新闻》，在使用新闻一词上都着意于稀奇古怪的奇闻异事，尚不能同今日的新闻含义完全画等号。前人将二书归入小说家言也正说明这一点。不过，诚如姚福申先生概括的，古代的“新闻”兼有“新奇的见闻”和“新近的闻见”双重含义。同上。而且早期的新闻大都虚实相间，真伪不分。比如西欧社会迟至18世纪上半叶，报刊还像伏尔泰描绘的，常常“把虚构故事、无稽之谈充作确切无疑的事实”［法］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最后，还需补充一点，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论及妇女裹足的由来时，提到一个与《锦里新闻》等类似的《道山新闻》：
妇人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
如果说《锦里新闻》、《南楚新闻》中的“新闻”，偏于“新奇的见闻”或“奇异的传闻”；那么，李咸用诗句“新闻多说战争功”里的“新闻”，则重在“新近的闻见”，从而与现代的理解相近，亦即与今人的常识相近。随举一例，“对于历史来说，这些事件只是喧哗一时的新闻”，“我们通常读的历史书很像一些已经成为故事的新闻”赵汀阳：《形与势》，载《中华读书报》，1997-01-15。不过无论从李咸用写诗填词的小语境看，还是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大语境看，新闻一词都还是属于组合随意、语意恍惚的罕见用法。不宜将它同现在的新闻作过多的比附，正像不宜将《会昌解颐录》中的“二十年不知信息”《太平广记》卷35“韦丹”条。与“三论”中的信息相认同一样。这里，横亘着一条千年的代沟。
总之，关于“新闻”一词见于唐代的几则史料，仅从语源学上讲，除初始意义外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而且由于稀有罕见，其在有唐一代星汉灿烂的文献中犹如几颗稍纵即逝的流星，对唐代文明这一巨大天体也不构成任何有影响的张力。
然而，如果换个视角，比如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上审视，那么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便显出卓尔不凡的意义。上文已经说过，古代的新闻事业以盛唐的“开元杂报”开其端绪，至中晚唐的进奏院状报而渐呈活跃态势。这一文明的律动，总会有意无意地在历史的沙滩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而晚唐之际那若有若无、似现似隐的“新闻”一词，不过是此类痕迹中较为抢眼者而已。它与此时此际渐由“状报”演来，并渐演变为成熟语的“报状”一词交相映衬，表露着新闻事业从原始的传播活动中转换生成着的可以把握的脉搏。关于报状，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其记述晚唐五代世事的传世之作《北梦琐言》中多有提及，如：
（陈会郎中）大和元年（827）登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卷3）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西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资治通鉴》卷253：“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卷4）
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
这些报状虽然都是进奏院状报，但意味已不相同。细加揣摸不难感到，状报之意落在状上，报状之意落在报上。前者词性介乎动词与名词之间，犹如英文的动名词，而报状则纯属名词了。将上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其所昭示的历史意义便颇堪寻味、非比寻常了。
以上所谈其实尚未进入正题，当然也并未跑题。正题是何谓新闻?正像美这一概念在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迄无定论一样，新闻这一概念作为新闻学的王冠，多年来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对此我们不拟做过多过细的考究，只想从常识入手删繁就简，结合公认的观点给出一种适用的解说，以界定我们的论题。根据成美和童兵先生的论述，新闻的主要构成因素有事实、新意和时效三项。参见成美、童兵：《新闻理论教程》，3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宁树藩先生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了新闻的本质，指出新闻是经过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信息。参见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5)。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源于现实的语境，都属于当代学术的话语谱系。严格说当然不宜直接套用在一千年前的古人头上，但对我们观照唐代的新闻传播却也提供了理论视角。事实上，在唐人乃至整个古人的新闻观念中，除了现在所说的“新闻”含义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其中看重的是事情而不是事实，讲究的是新奇而不是新意，着意的是时过境迁仍堪把玩的传世韵味而不是越快越好、稍纵即逝的“易碎”品质。据此，我们可将本文中的新闻定义为经过传播的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其事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但只要关乎新近与新奇，并经过传通，播于人口者即成新闻。走笔至此，翻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上赵心树的文章《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发现我们的看法与他的不谋而合。他从考释古汉语的“新闻”中得出结论：“没有事实材料自然不产生新闻，有而不传，或传而不通，同样不产生新闻。”
这是新闻。那么，何谓传播呢?对此，我们同样不能照搬今人的现成定义，而需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原生态中予以考察、辨析与界定。
据方汉奇先生的说法，传播一语，最早出于《北史·突厥传》，所谓“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不过，在古代汉语中，传与播并非固定的组合，它们各具独立的词义，常需分开来讲。黄金贵先生曾对传及其相关词语进行了系统的考辨。他首先指出：“在使用中凡一个义位相同者，即构成同义词，同义词是词汇的横向组合系统；一组同义词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即各有不同的‘义象’。而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相关引申义较多者是核心词，它是该组同义词的代表。”据此，他继而写道：
古代汉语中，在传播义（义位）上，除了“传”，还有“播”、“布”、“流”、“宣”、“扬”诸词。它们是一组同义词，由辨析而知，在传播义上各有不同的“义象”。“播”示广泛地传播，“布”示伸展地传播，“流”示连续地传播，“宣”示庄重地传播，“扬”示宏大地传播，而“传”则通指纵、横（时间、空间）地传播。……“传”常与以上诸词同义连用，构成“传播”、“传布”、“流传”、“传扬”等复词，表示传播义，一直用于今。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众所周知，传是傳的简写。据《说文解字》，“傳，遽也。从人，專声”。其左边原义为人，右边为“六寸簿也”，而“專”的上半部在周代金文中，“如叀马之鼻”从而“与‘牵’同义”。所以，“‘传’字与‘人’有关，与‘六寸簿’有关，与‘牵马’有关”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合在一起，乃指周代置邮传命制度之核心的传（即后世驿传之始）。而掌管此事的“行夫”，正是“以车驾马”，手持六寸竹简，周流天下传递信息的。同上。这是传字的本义，由此引申的一系列转义自然多与信息传通有关，如传道、传经、传檄、传闻、传抄、传单、传唤、传教、传令、传奇、传情、传授、传说、传诵、传言、传真、传呼，等等。举唐代的用法为例：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题《石榴诗》曰：“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作刀割破（黄袍衣），六七千个赤男女。”郡国传写，置之邮亭。（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 “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传字今有两读，一为chuán，源自《广韵·平仙》之直挛切；一为zhuàn，源自《广韵·去线》之直恋切。这是为区别传的诸多用义而产生的音变，上古实为一词。如作为注解阐释《春秋》一经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zhuàn），即为对《春秋》这一经典的传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一书中就曾如是写道：“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卷5补注第十七）对传的本义及各引申义间的关系，黄金贵先生曾列表说明如下参见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传播的播字，在金文中意为播种，右边的“攴”是一种手的动作，象征人手把种子撒到田里。赵心树先生据此写道：“谷种的‘播’是在广大的田地上进行的，信息的‘播’自然也应在大范围内实施了。凡‘播’与信息流通有关时，常含有‘大规模’传递的意义，如‘播扬’、‘播敷’，等等。后来‘传播’一词含有‘大范围信息流通’的意思，也与此有关。”赵心树：《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概而言之，古代汉语里的传字指信息的传递，播字指信息的扩散，合起来指信息的广为传扬。所谓“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北史·突厥传》），实与“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旧唐书》卷7）等同义。
另据高名凯与刘正埮先生研究，现代汉语中的传播一词，来自日语的汉字“传播”（音den pa），后者又源于英语的propaganda（宣传）。参见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传播学兴起后，传播一般便用于对译英语的counicate出自拉丁语的communicare，意为分享（to share）；而后者又出自拉丁语的coon）。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所以，传播学中的传播，通谓信息经交流而使人共享，既指信息的广泛扩散，更指信息的平等分享。而后面这层含义，在古代汉语的传播一词中尚不具备。
借鉴古义与今义，参酌常识与学理，我们把传播界定为信息的传递和流通。它可以是大规模的，也可以是小范围的；可以是双向的，也可是单向的；可以是横向的、空间的，如传之天下，也可以是纵向的、时间的，如传之子孙。一句话，但凡信息的传递和流通均属传播。
当然，我们的研究是有限定的，它仅涉及传播这个大项中的一个小项——新闻传播，仅仅探讨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在唐代文明的背景中如何传递和流通，以及此类传播的历史意义。
露布及其妙用
在梳理并界定了新闻传播的概念之后，下面我们就在进奏院状报等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方式已缕清的基础上，逐项考察唐代官方之新闻传播活动的其他方式。
先谈露布。简单地说，露布就是报捷的文书，最早起源于魏晋时期。据《资治通鉴》晋纪六记载，晋惠帝永宁元年（301）：
张泓等进据阳翟，与齐王（司马）冏战，屡破之。……会（张）泓破冏露布至，（司马）伦乃复遣之。
这说明露布至少在公元3世纪已出现了。当时，露布也称露版，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宋将臧质助盱眙太守沈璞守城，挫败了魏兵的百般围攻。战后，“臧质以（沈）璞城主，使之上露版”（《资治通鉴》卷126）。胡三省就此写道：“露版者，书获捷之状，露版上闻，使天下悉知之也。”再如，梁武帝天监三年（504），魏将元英大破梁军，于是：
（元）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版，嫌其不精，命（统军）傅永改之，（傅）永不增文彩，直为之陈列军事处置形要而已，（元）英深赏之，曰：“观此经算，虽有金城汤池，不能守矣。”《资治通鉴》卷145。
另外，据《隋书·礼仪志》：
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知闻，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
如此说来，露布的字面意思似为“显露于外的布帛”，其实，露者诚指显露，而布者则主要是宣布、传布、布告之意。如玄宗朝进士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4中写道：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是也。
露布此意乃从文书不加封检、公开宣布之意承继而来。如《后汉书·李云传》有一句“（李）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对此，李贤加注云：“露布，谓不封之也。”
上节辨析词语时讲到，在传播的义位上，布与传、播、宣等属同义词。如《国语·晋语三》：“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韦昭注曰：“播，布也。”这是以布释播。而《文心雕龙·檄移》：“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又以播释布。再如《楚辞·九辩》：“愿沈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也是传播之意。至于《新唐书·高适传》：“年五十始为诗……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就更明白显赫了。可见从字面上讲，露布是指公开传布。后梁乾化三年（913），晋王李存勖攻破幽州，俘获割据一方的刘仁恭父子。取胜后，晋王命掌书记王缄起草露布。王缄不知露布为何物，于是便想当然地“书之于布，遣人曳之”。在这段载于《资治通鉴》卷269中的史实之后，胡三省批注道：
魏、晋以来，每战胜则书捷状，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谓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尝书之于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龙》曰：“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
这里说得很清楚，露布是“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并非把捷报写在布上，让人牵拉着的东西，就像现在的标语横幅。
作为报捷文书，想来露布起初比较粗略简单，犹如传单或简讯，旨在传递途中让军民知晓某处大捷、某处克敌。详情当须另文细报。隋文帝登基后，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意，在励精图治创设一系列为唐代崛起奠定基础的制度时，也将露布一事纳入王朝的传播系统，使之规范化、礼仪化、精致化，从而使露布成为隋唐时代官方新闻传播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南北朝走向统一昌盛之际的隋王朝对露布的革新，等于将这一起于行伍的传播形式纳入正统的庙堂。从此，露布便由朴野转向典雅，从粗陋渐趋精致，从随意变为正规。这一转折出现在隋初的开皇年间：
开皇中，（文帝）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杨广），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宰相）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郡县亦同。《隋书》卷8。又见《通典》卷76。
唐因隋制，也照此办理：
大唐每平荡贼寇，宣露布。其曰，守宫量设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闻。仍集文武群官、客使于东朝堂，中书令（即隋代内史令）宣（露）布，具如开元礼。《通典》卷76。
中书令宣读露布还有一套考究而繁琐的礼仪：
群官客使至，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礼设群官版位于东朝堂之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又设客使位如常议。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面。
量时刻，吏部、兵部赞群官客使出次，谒者、赞引（各引）就位。立定，中书令受露布置于案，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之。典谒者引中书令，举案者从之，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于中书令西南，东面。立定，持案者进，中书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复位。中书令称：“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中书令宣露布讫，群官客使又再拜，皆舞蹈讫，又再拜。谒者引兵部尚书进中书令前，受露布，退复位，兵部侍郎受之。典谒引中书令入，谒者引群官客使各还次。《通典》卷132。
轩昂的殿堂、群集的百官、鲜艳的朝服、庄严的礼仪，好一派威风堂堂盛大隆重的场面。在这种气氛中，由宰相亲自宣读露布，便更显出中央朝廷的赫赫声势和煌煌国威。此类传播礼仪也让人不由想起当代传播研究中注重“仪式”而非“信息”的理论流派。
与壮观的场面和严整的仪式相应，早先文字朴质简约的露布便演为奥博雅驯的正式公文，列入中枢的六大上行文书之列：
凡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由（门下省侍中）审署申覆而施行焉。《旧唐书》卷43。
至此，露布已不仅仅是由前方将帅发回朝廷，它还需经最高权力机构审核，乃至改写润饰，然后正式颁布天下。换言之，露布在正式“发表”之前，要经过最高当局的新闻检查。下面我们不妨著录一篇唐代的露布，以使人们对此新闻传播的形式与文体有一具体印象。这篇露布报道的是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中原军队在河北大败契丹的战事，起草露布的作者是时任军中掌书记的张说。张说是初盛唐之际的文坛领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重要文诰多出其手，时人将他与苏颋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因张说曾封燕国公，苏颋受封许国公）。张说为文精壮，注重风骨，他的这篇露布写得汪洋恣肆，轰轰烈烈，不愧为大手笔：
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
大总管右金吾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河内郡王臣某、前军总管行左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定阳郡开国公臣杨玄基、行军长史朝奉大夫守给事中护军臣唐奉一、行军司马通议大夫行天官郎中臣郑杲等言：
臣闻氛祲薄霄，戎狄谋夏，则武库兵动，中国有弧矢之威；文昌将飞，边城用金革之事。盖以式遏奸暴，大庇黎人，震蛮荡夷，明罚耀武者也。伏惟天策金轮圣神皇帝陛下，仁覆有截，化被无外。皇图未臣之党，先帝不庭之俗，罔不依被声教，浸润邕熙，望云向风，密迩遐裔。
而契丹凶丑，奴隶余苗，非冒顿之雄族，异单于之贵种。徒以错居远郡，渐化平时。田牧混于四氓，贸迁通于三市。戍人解甲，边马垂辔。禽兽饱而忘恩，蜂虿养而恣毒。敢孤亭育，自绝生成，乃狼心干纪，鸱张窃发。虐我边吏，覆我镇军。大棘残于夷落，孤竹沦于荒虚。
陛下震赫斯之怒，授决胜之符。天地合谋，鬼神助顺。六狄举国，百蛮整众。运欃枪而扫除，纵列缺而焚荡。臣饮冰受斧，指日扬麾。虽谢河间之学，窃慕任城之勇。誓将首冒锋刃，躬先士卒。上假神兵之威，下定鬼方之罪。
凶丑狂悖，素无大志。因乘便利，煽动奸邪。去岁尝师，疑一军之尽化；今春轻敌，见三帅之不归。蚁聚实繁，豺牙益厉。结山戎而西寇，连岛夷而东入。
臣乃广开形势，大振军威。移告郡邑，金汤固守。传檄诸军，掎角相应。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仗钺蓟门，作镇幽国。当要害之地，挫犬羊之群。高垒深沟，卧旧营而不动；山蛇云鸟，阵死地而无疑。
总管沙吒忠义、王伯礼、安道买等，兵临易水，使接桑河。犀渠冲将士之冠，雕骑落将军之箭。四面当敌，九拒乘城。御史大夫娄师德、总管高再牟、薛思行等捍敌中山，折冲外侮。训厉鹰扬之士，辑穆震惊之师。其余部散校分，离网别绪。
兵车星布，巡太行而缀碣石；介马云罗，抉衡漳而连海浦。山川积雨，尽消胡骑之尘；草木长风，咸有王师之气。清边士马，稍南趋而拥蹙；神兵甲卒，渐北逐以威临。但合围而持重，未轻佻而即战。
重以蕃臣默啜，统率毡裘，控弦逾于万骑，带甲弥于千里，长驱松漠，掩夺柳城。巢空是穴，胎卵皆覆。于是贼众兵马，屯逼幽州，闻其塞外之败，惧有舟中之敌。势力外窘，心腹内乖。
建安郡王(武)攸宜，蓄锐渊停，乘机电发。援桴作气，则山岳可摇；书箭一飞，则酋渠相灭。兵才接刃，元凶授首。舂喉蔽野，京观起于中州；积甲成山，组练收于外府。虽本根斯拔，已荡涤于一隅，而余蔓所滋，尚联延于数刻。
贼帅何阿小等，顽凶是极，屠侩为资。受其署置，肆行劫掠。幽陵之下，不知首恶之已擒；两河之间，仍谓游魂之可恃。士女遭其迫胁，军城被其屠陷。以杀戮为事，户积虔刘之悲；以劫夺为心，家盈剥割之痛。
鹿城县令李怀璧，衣冠贵胄，令长崇班。背我朝恩，归诚狄寇。潜修甲杖，输以利器之资；见委兵权，当其上将之任。蠢兹狂乱，暂同燎火。言事翦除，方申沃雪。
臣乃盛兵邢赵，塞井陉之隘；命虎贲之将，遏其冲突之锋。长史唐奉一驰使洛魏，据河曹之津。纵羽林之雄，挫其侵轶之势。臣又遣前军总管忠武将军行左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定杨郡开国公杨玄基……等略其西南。或折冲其前，或乘蹑其后。整貔貅之佐，奋猛毅之伦。长戟林回，高旗云挠。
贼党晷穷漏急，命窄途殚，执无全之心，投必死之计。以今月一日，何阿小等帅不悛之旅，拥胁从之众，结聚数万，抗拒官军。自寅及午，前后九阵。玄基等并锋镝争先，弋铤递跃。抗足而跐，鲜卑之血涂地；攘臂而扔，乌丸之首积野。摧同冰陷，裂若山焚。穷其孑遗，无复噍类。斩获逆贼冀州三品大总管何阿小……等魁首巨蠹三百余人。所有戎羯凭陵残毁之处，臣皆宣布制旨抚集。其人感怀圣恩，俱得复业。群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载逋诛，一朝泯灭。数州怨毒，俄然清弭。舞溢河冀，歌达塞垣。截风浪以息沧溟，廓氛埃而睹白日。
郤縠何力，敢推群帅之劳；叔向有言，实在明君之德。臣凭借睿略，忝当戎政。神机密运，不待横草之功；天赞冥符，恭承破竹之势。伏惟庙胜，远奉朝欢，抃跃之情，倍万恒品。不胜庆快之至!
谨遣傔人天官常选李佑、别奏左卫长上校尉张德俊奉露布以闻，其军资械器，别簿条上。谨言。《文苑英华》，转引自常林瑞、张金涛纂辑：《中国历代文书》，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
这篇露布虽出自张说之手，但用的却是大军主帅武懿宗的口气。此人是武周时代一酷虐成性之徒，曾兴大狱，构陷朝臣，“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也”（《旧唐书》本传）。在此番讨伐契丹的战事中，他的表现与露布所彰显的英雄气概正好相反。当时他统帅三十万大军，却畏敌如虎，闻敌而退，致使安济桥所在的赵州惨遭屠掠。最令人发指的是，当契丹撤走后，他竟将许多被敌方裹胁的平民百姓治以谋反，而且是“生刳取其胆，临行刑，流血盈前，（武懿宗）言笑自若”。此前，露布中几次提到的敌酋何阿小，也曾大肆屠杀士民。于是，时人将他俩相提并论，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在整个隋唐五代时期，露布与烽燧、榜文一样都属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中的基本构成，尤其在通报胜利的消息时始终显示着无可比拟的功能。因而其声迹代为不绝：
大业中，隋将张须陀在章丘大败贼帅王薄，“获其家累辎重不可胜计，露布以闻”。《隋书》卷71。
（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李）世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资治通鉴》卷293。
(762年，官军败史朝义于洛阳，三天后)“露布至京师”。《资治通鉴》卷222。
（宪宗朝的令狐通）每与贼战，必虚张虏获，得贼数人，即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旧唐书》卷124。
杨复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杨守宗等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又云：“贼（指黄巢）尚未坚阵，来抗官军，自卯至申，群凶大溃，即时奔遁，南入商山。”《资治通鉴》卷255。
…………
在这些层出不尽的露布中，李晟收复京师的露布一向为人称赏。李晟是那位雪夜袭蔡州的名将李愬之父。建中四年（782），朱泚反于长安，德宗仓皇出奔。李晟闻讯率军赴援，几经浴血奋战，终于在784年6月收复长安，于是：
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资治通鉴》卷231。
六月四日，晟破贼露布至梁州，上览之感泣，群臣无不陨涕，因上寿称万岁，奏曰：“李晟虔奉圣谟，荡涤凶丑，然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卷133。
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感泣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为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而终，朝野惜之。《国史补》卷上。
这篇由李晟传报实则出于公异手笔的露布，显然收到了明显的传播效果，竟使德宗皇帝及其左右群臣和随行六军全都感泣呜咽。而它的魅力与其说在于所报之事的感天地泣鬼神，不如说在于文辞本身的古色古香庄严典雅，从而赋予此事以一种神圣而蕴藉的意味。
按照上述情形，露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懂的。由于文重于实、辞重于意，露布几乎成为文人学士显露才华挥洒文思的擅场之地。随举一例。北周建德四年（575），大将李穆攻拔轵关、柏崖二镇（今河南济源一带），命卢恺作露布，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到后不说别的，而只是赞叹道“卢恺文章大进”《隋书》卷56。仿佛露布仅为美文，而非战地报道。隋代诗人、开七言歌行之先声的卢思道，还曾因露布写得漂亮而捡回一条性命：
（卢思道）以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周遣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卢思道）罪当法，已在死中。（宇文）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笔立成，文无加点，神举嘉而宥之。《隋书》卷57。
除了官方的露布之外，一些反叛者也发表自己的露布。如肃宗至德二年（757），两京收复，安庆绪逃往安阳。不料，已是穷途末路的安史叛军又作困兽斗，居然设奇计大破官军。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溃走，泽潞节度使王思礼闻讯也仓皇败退。于是：
（安）庆绪遂分八道，曳露布称：破光弼、思礼两军，收斫万计，营幕俨然，天假使便，无所欠少，况（协助唐朝平叛的）回鹘已走，立功不难。其先溃（安史）将士于相州（安阳）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来月八日再收洛阳。（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39页。
安庆绪的露布既传告得胜消息，又为濒临绝境的叛军士卒打气。果然，“诸贼知河东（李光弼）丧师，逆心又固，受其招诱，以十月悉到相州”同上。再如，唐末徐州叛卒首领庞勋也曾如法炮制自己的露布，“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739页。对此，就连正史都无法回避，即使淡化处理仍能感到其咄咄逼人之势：
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于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资治通鉴》卷251。
另外，还有一篇民间露布则颇具喜剧色彩。与玄宗朝的那位“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一样，高宗朝的权臣李义府也被时人称为笑里藏刀的“李猫”。所以，龙朔三年（663），当李义府因罪流放时，朝野称庆。于是，有人便依照露布格式作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对他极尽戏谑嘲讽。刘祥道是按问李义府一案的刑部尚书，属河北道人士，故称“河间道行军元帅”；而李义府故园距当时的铜山不远，故有“铜山大贼”之谓。这篇民间露布有一句最是巧妙，连史家都禁不住将它著录下来：
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资治通鉴》卷201。
这两句说得俏皮而生动，如果再知道它的出处就更会忍俊不禁，击掌称奇。当年刘邦当上皇帝后，把老爷子接到京城安享荣华富贵，谁知当惯农夫的太上皇偏偏思乡成疾，为解父忧，刘邦在长安附近依照老家的格局弄出个新丰县，其中连鸡巢狗窝都一如旧里，后人记述其事，写下这么两句：“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资治通鉴》卷201。而这正是“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之所本。将老家的鸡犬运到新丰自然得混在一起乱放。等到了目的地它们不辨真伪还只当又回到原籍，于是便争先恐后地各投家门。“破铜山大贼”露布，巧妙地化用此典，讽刺李义府仗势将许多人的奴婢据为己有，等他身败名裂后人家又各回各家了。
一纸檄文敌千军
论及露布，不能不连带地说到檄书。因为，在许多方面，露布与檄书同属一类，多有相似。从体裁上看，它们均为军旅文书，只不过檄文是在战前发，露布是在战后发。就新闻传播的功能而言，一者可谓新闻报道，一者可谓新闻评论；露布以报道战事为务，檄文以评论局势为旨。不过说到底，露布与檄文都在于长自己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故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二者实为一体，互为连带。如：
唐薛收在秦府（秦王李世民府），檄书露布，多出于（薛）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太平广记》卷174“薛收”条。
薛收即大诗人薛道衡之子，英年早逝。
再如：
（李）习吉，右相（李）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后梁太祖朱温）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傅翼也。”（宋）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北梦琐言》，1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其中提到的“笺檄”、“书檄”，便是对檄书、露布等军旅文书的概称。当然说到传受双方的关系，露布是一种上行公文，檄书则是君主或统帅发布的一种下行文告。这或许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为传播关系往往决定着传播内容。
檄书，又称檄文或檄。隋文帝开皇八年（588），杨坚在大举发兵伐陈之前，曾向江南地区散发了三十万纸的诏书，“暴帝（陈后主）二十恶”，而这份诏书实开隋唐檄书之先声，其中写道：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阎闾，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资治通鉴》卷176。
读到这样的檄文，恐怕没有人不觉得陈后主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应被千刀万剐、天诛地灭了。有趣的是，时隔约三十年，隋末义军首领李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子，效法杨坚平陈诏书发布了一篇历数其子隋炀帝十大罪的檄文。该文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一句而声震遐迩，名传千古，并由此形成“罄竹难书”的成语。
这篇檄文是617年李密兵逼洛阳，号魏公、称元年后发布的，它写得义正辞严、声势恢宏、有理有据、回肠荡气。一开篇，作者先阐明自己的观点，即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暴虐临人”而能够“克终天位”的帝王。接着，便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暴露了隋炀帝如何“暴虐临人”的十大罪恶。当泪血之笔一一历数这些触目惊心的罪恶后，作者与读者都会愤然发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心声，都会自然得出“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的结论。不过，檄文若至此结束，便只说了半句话，因为它不仅要灭敌方的威风，还需长自己的志气。于是，作者在说了炀帝之不义与将亡的上半句话，笔锋一转开始说自己之正义与将兴的下半句话：“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海内英雄，咸来响应。……牛酒献于军前，壶浆盈于道路。……”真是气壮山河，好不振奋人心!最后，作者以恩威并施、软硬兼备的口吻晓谕敌方人员，干脆利索地结束全文：
若隋代官人，同吠尧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怀蒯聩之禄。审配死于袁氏，不如张郃归曹；范增困于项王，未若陈平从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高官上赏，即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昆山纵火，玉石俱焚，尔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殷殷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旧唐书》卷53。
恐怕谁也想不到，这篇大气磅礴的檄文，竟然是出于一个“容貌短小，言辞讷涩”的书生——祖君彦。据《隋书·祖君彦传》：“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李）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及（李）密败，为王世充所杀。”祖君彦有才学，早年曾为隋代大诗人薛道衡所称赏。这篇传世檄文，既表明了祖君彦之才，也证实了薛道衡之识。
就整体的知名度而言，祖君彦的这篇《为李密檄洛州文》（617）显然不如骆宾王的那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684）。但从文理章法上讲，后者无非是对前者的仿效，当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明仿效。这篇被后世视为范文的檄书，也由三节构成：即痛诋对方之无道，所谓“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颂扬己方之神威，所谓“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及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召降纳叛”。其中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句，显系出自祖君彦的“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不过，由于骆宾王也是文坛高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誉为“初唐四杰”；加之他的檄书才藻纵横、词理典赡，虽用四六骈体，但俊逸清新、气势雄健，极尽檄文铺张扬厉摧枯拉朽的宣传鼓动之致，因而，当时（空间）与后世（时间）都产生了极富冲击力的传播效果。据时人记载，当武则天读到檄文前面的“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句，竟会心地微笑起来，当她读到篇末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尸骨未寒，太子已丢帝位），更在击节叹服之余责怪宰相未能发现骆宾王这样的英才：“宰相何得失如此人。”《酉阳杂俎》前集卷1。连被檄文声讨的对象本人都禁不住赞赏此作，可见其威力之大与效果之著。另外，从篇幅上看，骆宾王文只相当于祖君彦文的约八分之一，显得短小精悍，这不能不说是它流传广远乃至成为范文的一大原因。今之传者对此当予深思。下面便是这篇古今第一檄书的全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同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骆临海集》。
不待多言，上论几则檄书多有夸大虚妄、捕风捉影之辞，与现代新闻评论摆事实、讲道理尚不可同日而语。揆情度理，檄书更近于宣传而不是新闻。
在唐代的檄书传播中，元万顷的《檄高丽文》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倒并非由于檄文本身写得如何气势夺人，而是由于它关涉信息保密、新闻检查、情报泄露等问题。高宗乾封二年（667），唐朝又对高丽大举用兵，主帅为李，元万顷以通事舍人从军，任掌书记之职。李是隋唐之际的名将，多谋善战，军功显赫，此次出征不用一年便获全胜，攻拔平壤，擒获其王，取得连英武的太宗皇帝都未能取得以致耿耿于怀赍志而没的辉煌战绩。李原名徐世，降唐后赐予国姓成为李世，后又因避李世民讳而改李，史书中时见三名混用，其实乃属一人。他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以一句“此陛下家事，何预外人”而一锤定音。谁料，后来他的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以一纸凌厉的檄书传谕天下，弄得他又惨遭开棺戮尸的报复。
大军未动，檄书先行。正当李兵逼高丽、大战将临之际，不料元万顷草拟的一份《檄高丽文》惹出了麻烦。当时，不知为什么高丽未在鸭绿江设防，按说这为唐军的进攻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檄文有一句竟指斥对方主帅“不知守鸭绿之险”。于是，人家颇有风度地回报了一句：“谨闻命矣!”说完便“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旧唐书》卷190。等于给敌人出谋划策帮了个忙。怨不得，“上（高宗）闻之，流（元）万顷于岭南”《资治通鉴》卷201。对此始料未及的失误，掌管书檄的元万顷自当负责，因为他的职位既相当于新闻发布官，又相当于新闻检察官，事关重大怎能掉以轻心。也许由于他的这一疏忽，唐军又要多付出许多血的代价。近代的新闻记者常常抱怨军方封锁消息，不肯积极配合战地报道，但从《檄高丽文》事故中不难看到，事关军事行动的新闻传播稍一不慎即酿成灾难，难怪军方往往索性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不过元万顷虽属咎由自取，但身为主帅的李似也难辞其责。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元万顷随李出征不仅没有得到军功章，反倒落个流放岭南的下场，而当李的孙子起兵时，他又因与徐敬业（李敬业举事后又被还姓徐）兄弟友善，再次被发配岭南，并死于贬所，这真有点宿命的味道了。
关于露布与檄书，我们先谈这么多。总括而言，露布与檄书是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向天下四方通报军国大事上作用显著。在印刷技术尚未进入普及应用的条件下，露布与檄书是传播最为广泛、受众最为众多、影响最为巨大的新闻扩散之手段，就传播的普遍性与时效性而言，它们都不亚于现代的大众媒介。如隋文帝的三十万纸平陈诏书，在偏安一隅，版图仅有“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的小小陈国陈之郡县数见《隋书》卷2、《通鉴》卷177。平均合每县七百五十份，覆盖率已经相当惊人。隋朝能以破竹之势横扫江南，出师才两个月便一鼓攻取建康，生擒陈主，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外，与檄书的攻心作用也大有直接关系。作家林语堂曾论及骆宾王讨武曌檄的巨大功效，他说：
檄文传至京都，轰动一时，而徐敬业起兵一事，反倒显得冷落，不甚惹人重视，有些名句，深入人心，人人争相传诵。除去文章的声调铿锵，掷地有声之外，其内容正道出国内百姓的真正心思，表达出儒生、官员平日只敢在家窃窃私话的话。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文字秀拔刚劲，历述武后人神共愤之罪过，对武后名誉之损害，远胜过十万大军。《林语堂文集》，第六卷，4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大军的话，无疑是套用那句据说是出于拿破仑的名言——记者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若这么换算，则杨广统领的平陈部队就不是五十万，而是六十万了。
当然，露布与檄书虽然发挥了相当突出的新闻传播及宣传鼓动作用，但从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上看，它们都还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未从文章或文学中脱离出来，与“开元杂报”以后以进奏院状报为代表的那种“醒觉”的新闻事业尚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它们的语言不仅古奥诘屈，频繁用典，而且充满浮言虚词，夸张矫饰。以之鼓舞士气是一回事，以之传布消息则是另一回事。有时我们不能不怀疑，像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和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之类的文字，究竟有多少百姓能懂，又有多少民众能信——不是说大家不信，而是说其中实在没有说出多少可让人信的事情；即便有点实事也被美文华章卷得扶摇直上，搅得云天雾地，使人难得其要领。或许是有鉴于此，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旨在求得“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关于此举，我们将在传播思想一章中详述。这里仅以隋末李密的一篇露布结束本章，因为它已颇具新闻报道的感觉与匠心了“报导”一词已见于唐人文献，但它与《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古今用人，必因媒介”的“媒介”一样，与现代用法相去甚远。当时，“报导”乃指一种从事特殊营生的人，每年新进士放榜后他们专门替新科进士游冶开路引道。大概是这类人既需吆喝，又需导引，故而被称为“报导”。王定保《唐摭言》卷3中有这么一则故事：
薛监(会昌元年进士薛逢，官终秘书监)晚年厄于官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薛)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冁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导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王）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辩才等又于仓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堞。《资治通鉴》卷185高祖武德元年正月胡三省注。
用现代新闻学的眼光看，这篇露布可谓五W俱全，而且简洁流畅，犹如一则快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