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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谙近世掌故的邓云乡老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撰文记述了这么一桩轶事：
七十年前，在北京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端，海内外知名的古老酒肆广和居饭庄子的某一间雅座墙上，出现了两首不具名的题壁诗，一时轰动都门，成为官场顶戴之间的热闹新闻：有的称赞，有的咒骂，有的生气，有的看笑话，一直多少年，人们还津津乐道，成为本世纪初极其脍炙人口的宣南掌故。www.Pinwenba.com……近人巴县杨沧白《广和居》诗云：“春盘菜半成名迹，怀壁诗多系史材。”宣南广和居一百多年，一似唐代长安的旗亭，不知有过多少题壁诗，而晚近则以这首最出名，正所谓“系史材”了。邓云乡：《广和居题壁诗》，载《学林漫录》六集，180-1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关于此诗此事的详情，可参看他的《广和居题壁诗》一文。这里我们主要对题壁这一传播方式感兴趣，因为本章的内容正是唐代士人传播中此类司空见惯而别开生面的手段——题壁。
题壁的由来
诚如武汉大学的曹之先生所言，作为一种传播手段，“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就行了。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读而抄之，就可以把作品传得很远很远”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3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需要补充的是，对题壁之作见而读之、读而抄之的过往行人肯定不是文盲，显然当以读书人、文化人居多，亦即文人士子是题壁的传播主体。
追根溯源，题壁之作“始于两汉，盛于李唐”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38页。据说东汉书法家师宜官喜爱饮酒，“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晋书》卷36引卫恒《四体书势》。这是有关题壁的最早记载之一。汉代之后，题壁渐多。据《晋书·宋纤传》：
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访宋纤）焉。纤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宋纤是当时一位有名的高士，隐居于酒泉南山，太守盛容造访而终不得一见，感慨之下题诗于石壁之上。南北朝时期，题壁已是大畅其风，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如《南史·刘孝绰传》：
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
如此情形与白居易的歌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的盛况略无二致。再如《南史·王僧虔传》：
昇明二年（478），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栗，驰之不已则踬，引之不已则迭，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座右铭。
王僧虔是南齐书法家。此例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题壁的内容，而在于题壁的地点——尚书省。它表明当时题壁现象已十分普遍，甚至渗透到宫禁森严的庙堂之上。
隋朝年代虽短，但却留下历史上最长的一首题壁诗，这就是孙万寿那首总计420字的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据《隋书·孙万寿传》：
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至从军（时因衣冠不整而配防江南），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曰：
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刍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兽据，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枭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从军。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系越恒资辨，喻蜀几飞文。鲁连唯救患，吾彦不争勋。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非关不树萱，岂为无杯酒！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
心绪乱如丝，空怀畴昔时。昔时游帝里，弱岁逢知己。旅食南馆中，飞盖西园里。河间本好书，东平唯爱士。英辩接天人，清言洞名理。凤池时寓直，麟阁常游止。胜地盛宾僚，丽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骑指渭津桥。祓除临灞岸，供帐出东郊。宜城酝始熟，阳翟曲新调。绕树乌啼夜，雊麦雉飞朝。细尘梁下落，长袖掌中娇。欢娱三乐至，怀抱百忧销。梦想犹如昨，寻思久寂寥。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回轮常自转，悬旆不堪摇。
登高视衿带，乡关白云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华亭宵鹤唳，幽谷早莺鸣。断绝心难续，惝恍魂屡惊。群、纪通家好，邹、鲁故乡情。若值南飞雁，时能访死生。
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
孙万寿的这首长诗愁肠百结，一咏三叹，诗情饱满，一气贯通，尽情抒写了古今迁客骚人那悲苦婉曲的万般心迹，在齐梁浮艳之风方兴未艾的背景中显得尤为出色，因而被不少人辗转题写于墙壁之上，流传一时，最后得以著录于唐代所修的《隋书》之中。
唐人题壁
时至唐代，题壁之风盛行于世，借贾谊《过秦论》中的说法，可谓“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翻开《全唐诗》，里面的大量作品都标明属于随手题写的，以至于让人觉得唐诗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出自人们对题壁的浓厚兴趣。唐人爱诗，会诗，好题诗，乃是一种风行的时尚。几乎没有哪位诗人不曾留下题壁之作。对他们来说，诗往往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径直题于壁上。典型者如寒山，一生的几百首诗作“一例书岩石”。名相姚崇的曾孙、与贾岛齐名并称“姚贾”的姚合，也是酷爱题诗，走哪题哪，其诗友项斯说他“官壁诗题尽”，把公家的墙壁都题满了。这当然是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题诗的风尚之浓。晚唐诗人郑谷更夸张，他在《卷末偶题三首之二》里写道，“七岁侍行湖外去（随父郑史赴任永州刺史），岳阳楼上敢题诗”，表明他七岁时就曾在岳阳楼上题诗了。
作为一种传播手段，题壁指的是把诗文书写于公开场所，以便其扩散流传。总称为“壁”，而具体情况则是多种多样，细分如屋壁、亭壁、厅壁、殿壁、墙壁、寺观壁、酒家壁、驿传壁、山石壁等，不一而足。其中以题于屋壁者较为常见。士子文人远游近访，常会在别人的房屋墙壁上或即兴或应邀地挥洒一通笔墨。这些文字多为应景之作，无非针对屋舍的清幽宜人及其主人的风雅玄远称道一番，然后再借机抒发一下自己如何向往山林的情志，一般来说价值不大。像杜甫的《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钱起的《题陈季壁》、白居易的《醉题沈子明壁》、温庭筠的《和友人题壁》等大抵如此。也许是家居环境太普通了，或者是主客关系太平常了，这类题壁之作往往乏善可陈。现在更多提及并为人熟知的，倒是宋代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与屋壁十分相近的是厅壁。如岑参的《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题新乡王釜厅壁》、《题永乐韦少府厅壁》，萧颖士的《早春过七岭，寄题硖石裴丞厅壁》等。李商隐因无意中卷入牛李党争，一生困顿坎坷。有一次，他去拜访恩主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主人以他娶了政敌的女儿一事而拒不相见。李商隐怅然久之，最后在厅壁上留下一首诗：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
“十年泉下”指令狐楚去世十年，“九日樽前”指造访这天为重阳日，“郎君”自然是时任宰相的令狐绹，“东阁”是宰相的办公处。令狐绹见了此诗，又是感伤，又是惭愧，“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太平广记》卷199“李商隐”。
总的看，屋壁、厅壁之作对传播来说尚属私人性的或半公开的。真正于传播有意义的题壁之处，还在公共场所。一例为楼壁。如崔曙有一次登上黄河边的一座水楼，见到亡友留在楼壁上的题诗，不由伤心感慨，于是也留下一首情兴悲凉的登楼诗《登水门楼见亡友张贞期题望黄河诗因以感兴》，里面写道：“吾友东南美，昔闻登此楼。人从川上逝，书向壁中留。……”《全唐诗》卷155。与此类似的，是下面这则广为人知的轶事：
唐崔颢题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诗纪事》卷21。
又一例为亭壁。如唐末一无名女子的《题兴元（陕西汉中）明珠亭》：“寂寥满地落花红，独有离人万恨中。回首池塘更无语，手弹珠泪与春风。”《全唐诗》卷801。此诗若非题于亭壁之上，恐怕早与作者一起湮没无闻了。下面一段题亭的故事，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宰相）刘瞻之先（刘景），寒士也。十岁许，在郑左右主笔砚。十八九，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太平广记》卷170“郑”。
再一例为山石。如白居易《游坊口悬泉偶题石上——时为河南尹》：济源（今河南北部太行山中）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记述道：“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永州）浯溪石间有（皇甫）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容斋随笔》卷8。显然，皇甫湜在山石上题写此诗时，是怀着一种属望人知的传播心态的。这方面最典型者还要数诗僧寒山，他一生诗作大都题于山石之上，据《太平广记》：
寒山子者，不知其姓名。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太平广记》卷55“寒山子”。
像这首诗就是代表：“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全唐诗》卷806。
旗亭画壁
亭台楼阁、山岩石壁虽为公共场所，但毕竟不是人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若论题壁的传播效果还当以寺院、酒店、客舍、倡肆等人烟稠密处为佳。
在人际交流为主体的时代，酒家饭庄向来都是信息的聚散地，来自各方的新闻或传言往往都汇集到这里，然后再由此扩散开去。于是，意在传播的文人士子便自然把酒店墙壁作为题诗的首选之处。诚如《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所言：
在酒店饮酒，并在壁上题诗，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犹如现在的饭店酒家常喜邀约名人题诗作画悬挂于墙壁，以增加其店的文化色彩，提高其文化档次。只是唐时酒店题壁所写内容，多与眼前事直接有关，故往往富于真实切近的民俗意味。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171页。
如王绩的《题酒店壁》：“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全唐诗》卷37。《太平广记》中一则几近诡秘的故事，则突出显示了酒店题壁的传播功效：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董）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太平广记》卷163“草重生”。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一时倡肆兴盛，蔚为市井文化的一大景观。特别是北方的长安与南方的扬州，更是花娘云集，红楼雾列。而唐代士人之倡肆游冶，是一点也不亚于酒家狂饮的。这从唐传奇的名篇，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许尧佐的《柳氏传》、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可略见一斑。至于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歌咏此类情事的诗句，更是流传广远，脍炙人口。唐末的翰林学士孙棨，还写过一本随笔之作《北里志》，专记长安诸妓之事。其序云：“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在这一背景下，题壁倡肆成为士人的好尚便在情理之中。如前文提到的孙棨，把赠北里王福娘的诗都题写在窗边的红墙上，因有数行未满，这位倡家女便自题一绝：
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全唐诗》卷802。
令人发笑的是进士李标曾与人一起去访名妓王苏苏，欢饮之际乘兴题诗于窗：
春暮花枝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同上。
可惜苏苏不领此情，嗔道：“阿谁留郎君，莫乱道!”然后援笔继和：
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同上。
倡肆题壁的典型不得不数崔涯，他的题诗威力简直可比于当今那些左右明星命运的小报（tabloid）：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崔涯，张祜）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崔涯）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巨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云溪友议》卷中。
这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一些新闻业场景，如巴尔扎克的《幻灭》何其相似。
倘言倡肆酒楼的题壁之作未必都是戏谑笑浪的小道传闻，那么宫禁衙署的留题则未必全属敛声屏息的军机要政。如唐末好为歇后语的郑綮，初登相位，同列以他滑稽委琐不堪此任而常常嘲讽他、贬损他，他一气之下便在中书省的墙壁上题诗道：
侧坡蛆蜫，蚁子竞来拖。一朝白雨中，无钝无喽罗。《全唐诗》卷870。
《闽川名士传》记载的一则旧闻，又使人看到即使在森严的内宫，率意题壁也是不足为奇：
神龙二年，闽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谈，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玄宗）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因此引疾东归。《太平广记》卷494“薛令之”。
前峰月照一江水
说到佛寺禅房、精舍道观的留题之作，人们总会首先想起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一状眼前之景寓心中之意的章法，几乎成为此类题壁文字的一种固定程式。像张祜的许多寺观留题都是如此，其中《题润州金山寺》里的“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一联更成名句。再如：
（宋之问从贬地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宋之问）迟明更访之，则（老僧）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本事诗·徵异》。
这是初唐之事（且不论其真伪），而晚唐任蕃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任蕃）去游天台中峰，题寺壁间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百余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唐才子传》卷7。
由于寺观人来人往，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无不频繁光顾，故而对文人士子来讲题诗于此实为激扬身价抬高名望的捷径。晚唐时以一句“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登单于台》）而知名一时的张，曾在成都大慈寺题诗，前蜀国君王衍游寺时见而赏之，差一点要为此而授张以重任。参见《唐才子传》卷10。从下面一事中，尤见佛寺题诗、骋才使气之况：
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独丞相荥阳公（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后人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唐阙史》卷上。
不过，唐僖宗避乱逃往蜀中时，一首题写于马嵬驿的七绝今天看来更有见地：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贵妃。
有时，寺观以及其他公开场所的墙壁仿佛成了“留言壁”，过往者及其交游故旧往往借以互通款曲。如韦应物《东林精舍见故殿中郑侍御题诗追旧书情涕泗横集因寄呈阎澧州冯少府》中的“中有故人诗，凄凉在高壁”，就是这一情形的缩影。元稹的《公安县远安寺水亭见展公题壁漂然泪流因书四韵》，则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倾诉了。再如他的《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
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
俨然通过这一传播方式在进行“神交”了。
寺观外的人固然常来题壁，而寺观内的人也不甘寂寞，不时命笔挥洒一通，在自家门户里留下些吐露心声的墨迹。如下面这一例：
唐末一山寺，有僧卧病，因自题其户曰：“枕有思乡泪，门无问疾人。尘埋床下履，风动架头巾。”适有部使者经从过寺中，恻然怜之，邀归坟庵疗治，后部使者贵显，因言于朝，遂令天下寺置延寿寮，专养病僧也。《诗人玉屑》卷20。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下面这位寺僧盗走名刹宝藏后留下的题壁大作：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493“裴玄智”。
这位汪洋大盗还颇有点“杀人者，武松也”似的直率。
僧院题诗中有一段戏剧化很强的故事常被人提及，这就是宰相王播通显前后在一家寺院所感受的世态炎凉：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播至，已饭矣。（遂愤而留题离去）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任淮南节度使）。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梨（阇梨，高僧）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摭言》卷7。
这些前倨后恭的僧徒诚然可鄙，不过他们为什么不早早用粉刷墙壁的办法干脆一举抹掉王播的原诗，而是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去用个碧纱笼罩住那让人难堪的留题呢？按说粉刷墙壁供新人题诗原属正常，如：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云溪友议》卷上。
看来，对扬州惠昭寺和尚欲盖弥彰之举的一种合理推断，是当时对题壁之作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即可以随意修改，如把“一江水”改为“半江山”，但不能随便抹去，如王播的题诗历二十年依然在壁。一位无名氏甚至在当年任蕃的留题处写道：“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唐才子传》卷7。好像“前峰月照一江水”的墨迹，过了一二百年人们都不忍抹去似的。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以上各种题壁之作不是摹写眼前的风光景物，就是抒发题壁者即景生情的内心感触，大抵可谓属风雅之趣浓而传播之意淡一路。认真说来，恐怕还是驿传系统的题壁文字包含着更多实在的信息，显示着更多传播的意图。这自然是与驿传系统所固有的特性有关，是由驿路、驿站、驿骑、驿使等所构成的一套正规的传播体系所决定的。如将这套体系比作一个磁场，那么任何进入磁场的粒子就不免带上了一定的磁性，亦即传播性。在驿站题壁的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事实上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墙头诗、大字报将通过四通八达的驿传网络而流传天下。换言之，他在别处题壁时可能只着意于传者的所见所感，而在驿站题壁时便不能不首先在心里面对广大无边的潜在受众。假如说前者他是在独白，那么后者他已不由自主地置身于一种交谈、交流或交往的氛围之中了。说起驿站题壁，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驿》大概是流传最广的：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夏坚勇：《湮没的辉煌》，25页。这种以一首题壁诗成全一个人的事情，在唐代也每有发生。随便打开哪位诗人的集子，都会不时看到驿站留题之作，其中不少也成为名篇，如许浑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全唐诗》卷529。
再如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全唐诗》卷523。
驿站的留题，往往显示出交往行为中的“应答”或“对话”性质，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有传、有受、有反馈。如皇甫冉的《洪泽馆壁见故礼部尚书题诗》：
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全唐诗》卷250。
原题与此题，便形成一种对话的空间。刘禹锡《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行县题诗处潸然有感》中的“繁华日已谢，章句此空留”，也体现着一种应答的关系。晚唐的韦蟾奉使出行，至长乐驿，见一个寡才少情的官员只在墙壁上留下“某到此一游”之类的墨迹，便在旁边挥笔写道：
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全唐诗》卷870。
这也算对前人留题的一个反馈吧。五代时的陶谷出使南唐，则在驿舍的墙壁上有意题了四句谜语，留给后人去猜：
西川狗，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
直到宋代的齐丘才解开谜底:獨（独）眠孤馆。参见《全唐诗》卷877。
阎敬爱与李和风前后题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高塘驿馆的趣事，更充分地展现了这一有来有往的对话特征。先是阎敬爱以楚辞中高唐神女的典故留下一首《题濠州高塘馆》：
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宵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
乍一看，他的联想很巧妙，于是“轺轩往来，莫不吟讽，以为警绝”。后来，李和风看出了问题，发现这一联想实属牛头不对马嘴，便在旁边又写下了一首《题敬爱诗后》：
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荆南各异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
此诗一出，“人更解颐”《全唐诗》卷871。
《宋诗三百首》中收有孔平仲的一首《雍丘驿作》：
京尘漠漠稍侵衣，秣马壅兵日未西。驿舍萧然无与语，远墙闲觅故人题。
不管此作是不是借鉴或因袭，反正白居易有一首同一意境的《蓝桥驿见元九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全唐诗》卷438。
诗题中的元九即元稹。白居易与元稹的友情，是文坛上一段人所共知的佳话。两人志同道合，声气相通，一生仅唱酬之作就多达一千余首。两人身世也颇一致，在官场上都是时浮时沉，动不动便被朝廷贬出京师，打发到遥远的州府。于是，两人经常在驿路上交相奔波，穿梭往来，而每到一驿，他们都喜欢在驿站的墙壁上寻觅友人的题诗，以慰倾慕之意与思念之情。与白居易的“循墙绕柱觅君诗”一样，元稹在《骆口驿二首》其一中也说：
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全唐诗》卷412。
在友人的题壁诗下默默地一直待到离去时，如此心通神交、陶然忘怀的情景犹如一幅特写令人难忘。比这更感人的，是白居易后来在同一驿站写的《骆口驿旧题诗》：
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
看来元稹还不惜用衣服一点点拂去友人题壁诗上的尘垢，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其实，元白这种举目会心、若见其人的神交，也是许多过往驿站的行旅所共同体验的交流感受。大量的题壁之作无异于在士人传播中营造了一种共通的环境，使得士人群体在精神气质上交融汇通，形成舆论一律的态势。随举一例，元稹曾在《褒城驿》一诗中写到“已种万竿竹，又载千树梨”，后来薛能在《题褒城驿》中便说：“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其中一句“鄂相（元稹曾由宰相出为武昌节度使）顷题应好诗，题云万竹与千梨”《全唐诗》卷409、560。直承前提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士子在这看似随意的题壁应答中，也达到了精神境界上的认同与沟通。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以上只是粗略描绘的唐人题壁的概貌，现实的图景无疑远比我们勾画的要落英缤纷，色彩斑斓。对这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只需扫一眼下面的若干题壁诗的标题，就可略见一二：陈子昂《古意题徐令壁》、萧颖士《早春过七岭寄题硖山裴丞厅壁》、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岑参《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杜甫《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钱起《题陈季壁》、羊士谔《山寺题壁》、牟融《题道院壁》、刘言史《山寺看樱桃花题僧壁》、吕群《题寺壁二首》、元稹《题蓝桥驿》、白居易《题岐王旧山池石壁》、许浑《题卫将军庙》、李商隐《戏题友人壁》、温庭筠《和友人题壁》、段成式《题僧壁》、方干《书原上鲍处士屋壁》、郑谷《书村叟壁》、杜荀鹤《题汪氏茅亭》、曹松《书翠岩寺壁》、李建勋《题信果观壁》、王周《题厅壁》、刘山甫《题青草湖神祠》、张祜《题金陵渡》，等等。真是无远弗届，无处不有。我们不由得想象，在唐人目力所及之处是不是都明灭闪现着一丛丛、一行行的题诗呢？至少唐诗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归因于这一耳濡目染、处处皆诗的传播环境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题诗未必都在壁上，事实上唐人在一切可题之处都留下了墨痕。比如：
（雍）陶典阳安（四川简阳），送客至情尽桥，问其（得名之）故，左右曰送迎之地至此。（雍）陶命笔题其柱曰“折柳桥”，为诗云云。（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全唐诗》卷518。
这是题在桥上的。
再如《本事诗·情感》中所述人面桃花的有名故事：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题于门户之上的。
还有题在树上的。如白居易的《郡厅有树晚荣早凋人不识名因题其上》。而李商隐的《题小松》早已成为名作，其颔联“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以寓意深邃而常被引用。再如，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
（褚亮）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青海湖西岸）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杨）玄感所礼，降威定县（隶属西海郡）主簿。……（褚）亮与（潘徽）同行，至陇山（六盘山），（潘）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敛，瘗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两夜时间）遍于京邑焉。《旧唐书》卷72。
行行重行行的迁客骚人登上流水呜咽的陇山本已百感交集，再加上同伴病逝更是悲不自胜，同病相怜的身世之感化为诗章自然动人心魄，因而题在树上不过两天便传遍几百里外的京城。下面一例题树则至今仍值得深思：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垒垒，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云溪友议》卷中。
此例表明，追香逐艳的兴致并非当今小报记者所独有，美人身上独题诗的癖好乃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且看人们在梦露、周璇、戴安娜等死者名下做的文章就知道了。
题壁的传播功效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通衢大邑的馆舍佛堂题壁，更易周流开去，形成或轰动一时或绵延不息的效应。像下面一例：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
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太平广记》卷199“周匡物”。
一首题壁之作竟导致一项规则的通行，题壁功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并非所有题壁文字都能引人注目，都会在整个社会的信息海洋中涌起波浪。相反，题壁信息与其他信息一样都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的淘汰律，大量信息中真正被传播吸纳的毕竟只是少数。《全唐诗》中的题壁作品虽然相当可观，但也仅仅只是唐人题壁诗中流传下来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夏坚勇：《湮没的辉煌》，24页。推而言之，这也是不同的传播者所面临的一道相同的铁律。一般来说，传播者总是难免有一种错觉，以为传播的主动权在己，只要传播了，信息迟早总会被人接受，哪怕藏之名山，有一天也会传之其人。殊不知，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过程，同时还是一种接受、选择、淘汰的过程，其间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而且，这一过程还受制于一种令人进退两难的二律背反：越想不被淘汰，越需大量传播；而越是大量传播，就越可能被淘汰。其间，特定的时代、人口、文化所能吸纳的信息似乎是个恒量。信息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但总维持着这一恒量。一旦超出这一恒量，一些信息就得遭遇淘汰的命运了。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曾论及一个颇为有趣的书籍自焚观：
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
他说的“自烧”，不就是一种淘汰的形式么？如今，人们动不动爱说“信息时代”、“信息爆炸”什么的，仿佛信息骤然铺天盖地，若洪水滔滔，大家都将不胜其势。然而，这恐怕多是张大其辞的错觉。依据生活的常情常理，信息在现实中始终得保持特定的总量，而人对信息的吸纳也得保持时代所限定的比例，不多不少应该恰到好处，多余的不免作为“信息垃圾”而被自然选择的过程所淘汰了。正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每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与关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棒球选手、科学家、酒保、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满足了。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读书》，1997（8）。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个人也好，社会也罢，恐怕都难免患上信息的“厌食症”、“肥胖症”、“走火入魔症”、“精神恍惚症”等。
题壁与传播
前文说过，从传播手段看，士人传播主要分为书信、著述与题壁。而就信息载体论，这些传播所凭借的只有纸张与墙壁两大类。对传播而言，墙壁之为用也算唐代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题壁便渐渐退居其次了。问题不在于唐人题壁之繁盛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于繁盛的因由。曹之先生从唐代著者众多而出书困难的角度对此提出一种解释。按照他的统计，唐代著者人数为诸代（先秦至唐）之冠，仅诗人就占历代诗人总数的73%。参见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45页。
据此，他认为唐代题壁的繁盛乃是如此众多的文人士子，在图书制作方式落后的条件下宣泄发表欲的表现。这种解释可备一说。至少从印刷普及后题壁就变得无关紧要的情况看，还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我们倒更愿将异军突起的唐人题壁，视为近世文明生成之际大众传播意识的最初萌动，从历史的深层处讲，它预示着“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古典风范，正朝表现、外露甚或作秀（show）的现代旨趣的转向。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日渐突出的意识，推进了最早的大众传播技术即印刷术走向成熟，并构成贯穿唐代大规模题壁与宋代大批量出版之间的一条历史脉络。假如题壁者只是想满足发表作品的欲望，那么写在纸上显然比题在壁上正规得多，而纸张在唐代已成常用品，不会再像魏晋时代那样因一篇文章而弄得洛阳纸贵。关于唐代造纸业的情况，张泽咸先生在《唐代工商业》一书中论述甚详，这里仅举两例便知当时纸张既多，用途也广据《唐会要》卷56，“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168页）。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已。：
唐文德戊申岁（888），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太平广记》卷145“钜鹿守”。
唐益州每岁进甘（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追究）布襄甘子之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大唐新语》卷13。
不仅如此，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及其典籍的广泛传播，不论宫廷还是社会的文本复制业务都非常盛行，也很便利。2008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巴雷特（T.H.Barrett）教授，在新著《发现印刷术的女人（指武则天）》（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一书里，甚至认为恰恰由于这一点上而制约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按照他的分析：
在当时的中国，印刷术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变革意义其实并不像我们此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在印刷术出现之时，纸作为廉价的书写载体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抄写复制技术本身也十分便利，朝廷和社会上有大量的楷书手、书佣、经生等职业抄写人提供文献复制服务。
纸和强大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可能反而使得印刷术发明的可能性降低。对比中国雕版印刷术和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情形，写在羊皮纸上的欧洲中世纪手抄本成本之高是相当惊人的。一部好的《圣经》手抄本，可能要用掉五百头牛犊的皮。……与欧洲昂贵的羊皮纸书比起来，中国手抄本的价格可谓低廉至极。比较中西印刷术发明的前夜，中国抄本的产量要远远大过欧洲。6世纪末隋文帝独孤皇后供养了四十六部“一切经”（即《大藏经》），卷轴数超过十万件；而15世纪中叶在欧洲专门为大学师生复制书籍的抄写坊里，一部书能够抄写四百份已经算是“庞大的数量”了。换言之，中国的手抄本已经很廉价、很普及了，我们真的是因为复制书籍的便利而发明了印刷术吗？
排除纸张匮乏的因素，那么题壁的用意是否在于传之久远呢？假定如此，那么题壁并不比写在纸上的保险系数更大。虽然，如“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陆鲁望（陆龟蒙）诗文手稿尽置白莲寺佛像腹中”王士稹《分甘余话》卷2。等例，都表明唐人对文稿失传的担忧，但岁月风霜，兵连炮接下的题壁之作又有多大流传的希望呢（且不论人为淘汰的因素）？既然题壁的兴盛不在纸张缺失的时代而在纸张富足的时代，既然题壁的文字更易速朽而非不朽，那么唐人在题壁上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就不仅是源于对诗歌的酷爱，恐怕也出自一种欲求人知的传播渴望，亦即我们说的大众传播意识的萌动。对题壁者来说，挥毫泼墨之时未必计较“发表作品”、“出版著作”，也不会考虑藏之墙壁、传之不朽，他恐怕更多的只是快意于这一传播活动本身，想到让更多的人更快地获得由此传出的信息。换言之，他在乎的只是当下此刻的广为扩散，为“众”所知。拿寒山来说，他若不是想让人知，大可不必在竹木石壁上大题特题，他的成名愿望、“公关”意识同隐士唐求将诗草置大瓢中投诸岷江的想法同出一辙。在这些僧隐心中其实已开始浮现出一个隐约显现的受众（audience），他们也像现今各类明星包括学术明星一样期待着大众的视线更多更久地聚焦于己。一句话，他们需要的是关注。
不错，他们也想创作优秀的文字，也想一代代流传不朽，但在题壁时他们更渴望的应该说还在于当下此刻的关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晋代的陶渊明和唐代的孟浩然，就看得更清楚了。以往，人们多从表象上将他俩归为同一类的隐逸高士与田园诗人，但细加味摩便发现，俩人在精神风貌上已判然分属于“古典”与“现代”了。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基于对生命之自然状态的虔心向望，所谓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与其说是蔑视权贵的象征，不如说是古典趣味对法理制度的拒斥姿态。所以，他的《归去来兮辞》完全是一派欢快雀跃载欣载奔的天真之趣，而他的田园诗也弥漫着安谧宁静、无忧无虑的和谐心绪，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真是纯朴之极，自然之极！只有具有这样的精神，才能写出《桃花源记》这样的篇章。说到孟浩然，则其归隐本来就是出于无奈，正如下面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所流露的：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王维）所知。……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效风雅。忽遇上（玄宗）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唐摭言》卷11。
而且，即使无奈出世，他也并不曾忘怀仕途功名，心中依然深深地系恋人情世事，田园虽美，终不及外面的世界精彩，恰似他在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所着意吟叹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当然上面的对比，并不是对两大诗人的褒贬，而只是说明古典与近世两种不同的文明心态，说明在唐人的心中已悄然滋生的欲求“风流天下闻”（李白称孟浩然）的现代传播意识。这种意识在宫廷传播上促成了以《开元杂报》开其端绪的一整套创设与举措，在士人传播中则表露为仕进、干谒、远游、著述、题壁等一系列表现与行为。将题壁置于大历史的背景而不拘泥于事物本身中考量，我们才容易透视其中的历史蕴含。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
上节我们曾提到题壁与印刷的关联。这一看法不是实证性的，而是思辨性的。如果依照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先生关于实证研究是“操作事实”而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的区分参见《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4期第38页与第5期第31页。那么我们此处所操作的概念就是大众传播意识。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日渐明晰、日渐强烈的意识导致了唐人题壁走向全面兴盛，并最终推动了印刷术的孕育、发展与成熟。那么，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来自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的实在情境。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唐宋时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繁荣，促使人们的交往日趋频繁，日趋密切。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及的资本主义时代与唐宋之际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在整体的历史趋向上倒是不无相通之处，即：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联系的密切，交往的频繁，社会生活由板滞一律向活跃分化的松动，自然会使大众传播意识从无到有一点点地萌发出来，最后形成一种社会化情结。说来似乎是巧合，东方与西方的印刷技术都是在历史的风标从古典转向近世之际问世的。这不是颇堪体味么？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曾就此写道：“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了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73页。
关于唐宋时印刷发明与应用情况，前人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与今人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已做过经典而权威的阐述，英年早逝的汉学家卡特更以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为此划出一个几近完满的句号。这里，我们只想顺便勾画一下印刷问世的主要历史线索，从而为透视题壁以及其他的唐人传播活动提供坐标与参照。
正如古登堡的印刷术最初是与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印刷术早期也是用于佛教经文的扩散。尽管隋代或唐初已有印刷的看法尚有争议，但至少中唐以后印刷已经问世应属不争之论；被斯坦因窃去的敦煌文物、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金刚经》，即印行于868年。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年代更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据有关证据推测应该印刷于704至751年之间，亦即比王玠的《金刚经》提前一个多世纪。虽然韩国方面据此声称“韩国发明印刷术”，但大多数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不过是在中国印造并传到东北亚地区的，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到了五代时期，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应用范围也从寺院扩大到其他生活领域，其中主持刊印《九经》的冯道更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用卡特的话讲：
冯道及其同僚对中国印刷术的业绩，可以和谷登堡在欧洲的业绩相比。谷登堡以前，欧洲已经有了印刷（雕版印刷断然已有，可能还有活字印刷的试验），但谷登堡《圣经》的印行，为欧洲的文明开了一个新纪元。同样，在冯道以前也有印刷，但它只是一种不显于世的技术，对于国家文化影响很小。冯道的刊印经书，使印刷成了一种力量，导致成为宋代文教的重兴。但称冯道为发明者，则未免言过其实。……他不过以首相之尊，看到了这种新发明的价值，并命令大规模地开印。他的名字流传历史，成为中国伟大发明家之一，但在创始这种新文明时，有许多人的贡献比他为多，他们应该分享他的光荣。［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冯道，生当五代乱世，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始终不离将相高位，以圆滑世故著称。他曾对契丹君主作践自己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还欣然自号“长乐老”。欧阳修在撰述《新五代史》时写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新五代史》卷54。不过此公性格并非如此单一，他可算特定的历史条件塑造出的多重面目多重角色的典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就是后唐长兴三年（932），他倡议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雕版印刷，至后周完成，世称“五代监本”。此事的意义诚如卡特所言：
九经的刊印，是使儒家经文和学说在全国人民视听中恢复佛教兴起以前地位的力量之一，其后继起的古学重兴，只有欧洲重新发现古典文献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堪以相比；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得到印刷术发明的帮助的。中国历史学家所以盛推冯道的业绩，理由即在于此。九经刊印的另一结果，是促成了公私大规模刻书的时代，后者成为宋代整个时期的特征。［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71页。
总而言之，印刷术肇始于李唐，成熟于五代，兴盛于赵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所做的概括，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梦溪笔谈》卷18。
作为一项影响非凡的技术，印刷追求的是大量的复制，而大量复制体现的是广泛的扩散，至于广泛扩散的动因则无非是受众的信息渴求与传者的流布欲望。虽然尚缺实证资料，但从历史所显示的各种征候上我们已能感到唐宋之际隐约涌起的大众传播潮，它将要或已经改变着传统中既定的传播格局与传播心态，题壁的兴盛与印刷的发展即为一例。宋人叶梦得在讲书籍的版本与校雠时说过：
唐以前，凡书籍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责。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请官板镂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文献通考·经籍》引叶梦得建炎四年语。
这里说到的唐以前人以藏书为责和宋以后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传播格局与传播心态的变迁脉络。
最后，让我们借用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在《唐人题壁诗初探》一文结语中的话，对本章内容做一概括：
归纳题壁的处所有：东宫、中书省、秘书省、御史台、集贤阁、府厅、郡斋、县衙、仓库、关城、驿亭、石壁、桥柱、旅馆、酒店、寺院、观祠、私宅、茅亭、江村、妓院、塔墓、雪地，等等，其中以寺院、驿亭、公廨为最多。
…………
内容方面，涵盖了宣教、即景、行役、留言、送别、乡愁、悼亡、自伤、同情、感谢、旷达、逞才、言志、勉励、赞扬、不平、嘲讽、传情，等等，独不见郊庙和战争的歌诗。
…………
基本上，诗人题壁，其目的就在于传播；而将这一意图表现得最明白、最强烈的是寒山、元稹、白居易几个人。元、白二人更互相将对方的诗作，大量题壁、题屏，以扩大宣传，企图以联手的方式，增进传播的效果。至于白居易说到题壁的目的是要传播给“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见《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序），几乎可以代表题壁诗人的心意。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题壁诗确实收到了可观的效果。……题诗于壁是唐诗传播重要的一环，也是促进唐诗兴盛的因素之一。《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8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唐代的士人传播，大致如上所述。其间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媒介”传播，即书信（内含新闻信）、著述（以时事性小册子即随笔小说为主）和题壁，而对“人际”传播一项没有过多涉及。这主要是因为媒介传播有形可见而人际交往无迹可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网络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若论新闻传播，则人际网络的扩散作用就更不容低估。可惜的是其线索已无从连接，其画面已难以复原。如今我们至多能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等文本中，去想象唐代士人间的人际交往，从“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的场景里去领略他们的絮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