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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法国精神分析专家julian de ajuriaguerra(1959)在日内瓦在学界中提出一个法语新词——“surdoue”（超天赋），用来定义那些“具备超出同龄人平均水平的较高天赋的儿童”。在此之后，“haut potentiel”（高潜能）和“enfant intellectuellement precoce”（智力早熟儿童）、“manifeestant des aptitudes particulieres”（表现出特殊天分）等术语先后在法国学界、教育政策界得到普及。
事实上，在julian de ajuriaguerra之前，有特别天赋的孩子已经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1905年，受法国公共教育部长委托，实验心理学家alfred binet与theodore simon合作制定了一套智力量表。这套量表服务于自1882年《费里法案》（loi jules ferry）出台以来的义务教育教学计划的制订，主要用以发现巴黎市内学校中的落后生。1910年，binet提出，法国当前的教育并不适合过于聪慧的儿童，他认为应该为那些“超正常”（surnormaux）的孩子设立合适他们的班级。binet的观点引起了更多精神、心理学家以及教育政策界对此问题的关注。1920年，在法国学校筛选新生之际，精神病科医生eouard toulouse认为有4%至5%的“超正常”（surnormaux）的孩子。1947年7月，法国教育改革研究的内阁委员会（la commission ministerielle detudes pour la reforme de lenseignement）在其制订的《朗之万—瓦龙教育改革计划案》（plan langevinwallon）中提出，除了“共同教育”（enseignement commun），还应该有选择性教育（enseignement optionnel）。选择性教育可以不按年龄，而是根据孩子的天赋分班，“这样就能解决所谓‘超正常孩子’的问题。他们通常在某些智力领域较为早熟，但是缺乏更年长孩子的经历和个性的成熟，将他们集合起来进行教育总是不无弊病。另一方面，将他们集合在一个特殊的班级中，可能导致危险的智力催熟，姑且不论对他们性格培育的种种危险。更何况，早熟并不总意味着最终的优势。”
然而，政府教育政策文本中并没有纳入这些“超正常”的孩子。事实上，并非所有专家都将“智力早熟”作为一个问题。例如，像philippe meirieux这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就曾表明：“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超天赋的孩子，我只知道存在超天赋孩子的父母”，在他看来，“超正常”的只是受父母推动或者被父母高估的孩子。
然而，事实上一部分“超正常的孩子”在学习生活和家庭中确实表现出一些问题。尽管这部分人数并不多2002年的报告指出，在智力早熟的孩子中间，大部分（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并没有表现出突出的问题。，但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却引人注意。最早是一些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即小学和初中）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和不良状态：无法适应学校，因而感到孤单、无聊、激动，对学校反感……严重的甚至打算弃学。为此，不少家长们求助于一些心理诊所（通常是一些私人诊所）对孩子进行智商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拓展了比纳量表。之后，智商测试商业化，并很快成为一个产业。，结果却发现他们孩子的智商非但没有问题，而且很高。为什么高智商的孩子却不适应学校生活，或者遭遇学业困难，甚至学业失败？带着这些问题，不安的家长们将矛头直指学校，指责学校和现存教育制度未能充分考虑这部分孩子的特点，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家长们组成协会，希望在公共领域提出他们的诉求。一时间，众多的协会应运而生，如，anpeip(“为了智力早熟孩子的全国协会”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s enfants intellectuellement precoces)、 afep(“早熟孩子的法国协会”，association franaise pour les enfants precoces)、alrep(“早熟孩子娱乐、会面和教育协会”，association de loisirs, de rencontres et deducation des enfants precoce)、ias（infoactionssurdoues，“信息—行动—超天赋”）、aareip（association daide la reconnaissance des enfants intellectuellement precoce，“促进承认智力早熟孩子协会”）、isfer（institut du surdouement, formation, education, recherche，“超天赋、培训、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等国内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如mensa（1946年成立于oxford，集中了智商高于98%人口的人。这一机构的成立旨在推进关于智力方面的研究，为了“保护人类智力并为了人类的福祉推进其发展”）、eurotalent（这是一个欧洲组织，创立于1988年，它汇集了作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十八个国家中的四十多个协会和研究组织），等等。这些协会都敦促法国国家教育部认识到这些孩子之“与众不同”与那些残疾孩子、非法语孩子，或者那些诵读困难的孩子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它们要求国家教育部承担起责任，更好地回应这些孩子的需求，为这些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eurotalent更是在其第一次诉求中提出了国际上的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并尊重个体差异。超天赋的孩子，如同其他的孩子，需要能充分发挥他们潜能的适性教育”（conseil de leurope的1248国际组织的建议，第5段）。
这些国内国际协会制作了大量的资料。最早是一些负责人和协会成员的文字：告知家长或者是一些提醒公众的小册子，智力早熟孩子经历的总结等等。这些资料一部分来自职业实践（作为教师、心理专家）的文字，来自对于一些超天赋学生的深入理解，一部分出自一些研究成果。这些之后成为法国对此问题最早的实证资料。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几位实践—研究者。jeancharles terrassier是一名心理学家，他是anpeip协会（“为了智力早熟孩子的全国协会”）的创立者和前主席，他提出了“dissynchronie”（指早熟儿童的特殊心理—社会经历）的概念：超天赋的孩子承受着在某智力领域的高潜能和其他领域发展之间的落差（如情感、运动机能等等）的痛苦。terrassier于1982年出版的专著对协会的影响延续至今。jacques bert是一名教师和校长，他描述了一些超天赋孩子的实情，表达了天赋孩子与教育机构对这些孩子的期待之间的落差（1995年，他提出建立一些班级，安排适应早熟孩子特点的教学时间）。为了获得更多的关于超天赋孩子的知识，一些学会致力于研究工作，组成了一些研究团队。不少协会也与大学合作。如isfer(“超天赋机构：培养、教育和研究”institut du surdouement, formation, education, recherche)和iehp（高潜能研究机构insititut detudes des hauts potenti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