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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简要回顾了英国在智障人士社会融合方面开展的工作；介绍了智障人士安置的历程，同时对生活安置的三种模式及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最后，阐述了渐进模式和支持性就业两种就业安置模式。
【关键词】
英国智障人士社会融合
一、 引言
20世纪前，英国智障人士的专门安置机构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很有限，大部分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1881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当时英国有29452名智障人士，但只有3％的人安置在收容机构。1914年，英国只有6所收容机构，共安置2040名智障人士［1］。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主要实行机构化安置模式，将智障人士与其他障碍人士一起安置在大型的照料机构中，机构由国家卫生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管理［2］。
20世纪下半叶，由于机构安置中不断出现的照料质量低下以
及虐待智障人士的丑闻，人们开始对机构化安置模式进行反思，出现了正常化理念和权利运动，由此人们开始倡导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安置方式，逐渐减少并关闭收容智障人士的专门机构，转而实施智障人士的社区安置［3］。1990年出台的《社区照料法》成为影响社区安置模式的主要法律。根据这个法案，地方政府作为负责管理社区照料的主要机构，负责协调医疗、护理等部门共同评估智障人士个体需求，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要求制订个别化安置计划，并以现有资源为基础确保计划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积极鼓励地方政府、私人以及志愿者组织，参与智障人士的社区安置［4］。
二、 生活安置
(一) 安置类型
英国智障人士的生活安置形式有多种。大部分的智障人士选择和家人共同居住，他们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提供生活和社会交往上的支持。社区照料模式推行之后，更多的智障人士选择在社区内生活，较少去专门的照料机构［5］。
2000—2001年的资料显示，智障人士的安置主要有下述三种类型:国家卫生服务系统(nhs)管理的安置服务、地方政府(la)负责的社区照料、独立组织或个人经营的机构(is)。
1.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管理的安置服务(nhs)
nhs为智障人士提供长期床位和普通的安置场所。2001年，nhs安置服务占整个安置服务总数的12％。长期床位是为那些法律意义上的“病人”准备的。1976年起至今，床位数量减少，2001年为3500个左右，其中有近1000个床位分散在nhs仅剩的22家为智障人士专设的医院中，其余的2500个床位分散在不同性质的机构，如小区型(campusstyle)机构、群体之家(clusterhousing)或长期的治疗机构(longterm treatment facility)。
2.地方政府负责的社区照料(la)
在去机构化安置的初始阶段，由la直接管理的安置服务从1976年的6859个发展到1988—1989年的12620个，数量增加了84％。随着1990年法律政策的改变，现在la的数量又降至6630个，且呈持续下降之势。现在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安置机构占总数的10％，智障人士的入住规模从1994年的平均15.4人下降至2001年的13人。现在，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安置服务仅占整个安置服务的22％。
3.独立组织或个人经营的机构(is)
与政府安置服务持续下降趋势相反的是，由独立组织或个人经营的机构呈持续上升趋势。这种类型的服务机构从1976年的3200个迅速发展到2001年的50477个。它的主要形式是群体之家，每个群体之家一般有4个以上的智障人士。is类的安置形式占了安置服务总数的57％。
此外，在英国，以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模式并不是替代传统机构的唯一形式，还有一种叫“农村公社”(village communities)的安置形式，这一形式主要由非营利组织负责管理，占整个安置服务总数的2％左右［2］。
(二) 生活质量
emerson等人在1996年提出：“高质量的生**现在一个人能够接受为个人度身定制的服务以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发展技能以及获得独立。个体应该得到进行选择并控制自己的生活的机会。个体应该在一个安全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得到尊重。”［6］
从传统的机构安置转变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服务，使智障人士的安置质量大大提高，他们得到了更好的照料，生活和生存质量有了提高。这些变化表现在智障人士有更多选择余地，对服务的满意度增加了，智障人士的社区活动参与度也增加了。其他研究表明，在照料质量方面，分散型安置的服务质量最高，因为该模式规模小、服务人员密度大、家庭化程度高、机构化因素少。在生活质量方面，也是分散型安置的质量更高。不同安置模式在服务人员与智障人士间的交流程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还表明，智障人士活动参与度在不同模式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智障人士的能力限制及工作人员的支持不足有关［7］。
三、 就业安置
长期以来，英国智障人士一直被安置在大型机构中。他们远离社会，遭受隔离，作为公民的许多权利被剥夺。由于人们认为智障人士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因而他们没有机会获得工作岗位，实现社会融合。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当时的智障人士走出安置机构，直接为军队提供服务或进入工厂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展示出来的才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并推动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去机构化”运动的兴起。其后的20年间，大量的证据表明，智障人士可以在不同环境中应用自己的能力，如在庇护工场学习的技能可以迁移到社区等其他环境中。
“帮助弱势群体找到工作的长效解决办法是为其提供高质量的培训”(dee， 1997)。基于这一理念，英国政府将残疾人工作部门由社会安全部转设在教育和就业部，希望通过教育和就业而不是福利途径更好地解决残疾人的一系列问题。1997年8月启动“从福利到工作”项目，政府决定花2亿英镑帮助残疾人找工作。
(一) 渐进模式
工作是人的社会存在及社会地位的体现，它不仅使个体在经济上独立，而且为人们创设社会交往机会。就智障人士而言，就业带给他们的益处可能远不止这些。在工作环境中，智障人士还可以促进自我意识的发展，提高预防疾病的意识，减少因障碍导致的自卑心理，并促进社会接纳程度的提高等。
20世纪70年代，在渐进模式的指导下，智障人士接受职业培训，进入庇护工场工作。虽然该模式实现了培训与就业间的转衔，但它并没有为智障人士进入竞争性就业提供更多、更有效的辅助，与正常化思想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渐进模式的不足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来，如重度智障人士难以通过该模式在正常环境中作业，而对于生活在“工作活动中心”(work activity centre)的个体来说，他们往往需要10—19年才能真正进入社会就业。此外，渐进模式下智障人士的融合程度非常有限，他们的工资也很低。
(二) 支持性就业
20世纪80年代，“支持性就业”模式在全球逐渐兴起。支持性就业指的是残疾人在真正融合的环境中工作，从求职至工作的各个环节得到专业人员持续、即时的支持。支持性就业有4种具体安置模式，其中3种为团体安置模式，1种为个别安置模式。团体安置模式的安置对象主要是程度较重的智障人士，他们需要更多、更高水平的支持服务。与庇护性就业一样，团体安置模式下的智障人士获得的工资较少，融合程度也较低。个别安置模式被认为是可以有效实现社会融合，提高智障人士工作能力的模式。同时，个别安置也是安置成本最低的模式，因为该模式不需要为智障人士提供职前培训。个别安置中，智障人士先经过个人职业能力评估，依评估结果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培训在岗位上进行。“安置并培训”成为该模式的基本指导原则。自1996年起，英国先后建立了210个支持性就业服务中心，支持性就业得到广泛应用。
虽然支持性就业的初始成本较高，但是已有研究表明，经过大约5年的运行之后，它的成本和有些庇护工场的成本相同。
支持性就业中的支持性服务一般是由某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负责，这些人员称为“工作教练”(job coach)。工作教练的主要任务包括:确认每个智障人士的优势及其工作能力；工作匹配以确定最适合的工作环境；代表智障人士谈判以获得职位；任务分析，确定指导智障人士工作的步骤；使用系统化的指导和自我管理技能教导智障人士如何工作；促进智障人士和同事之间的交流；随着智障人士对工作任务的掌握逐渐减少支持度［8］。
实践表明，工作教练的存在有两个不利影响:一是干扰被支持者与同事间的交流，二是夸大了被支持者的障碍程度及其所需服务。基于这些原因，目前支持性就业倡导“自然支持”(natural support)，障碍人士的同事成为提供支持服务的最佳人选。
四、 小结
英国的智障人士社会融合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机构安置、社区安置，到现在的支持性安置［9］。在为智障人士提供各种服务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braddock， d.， et al.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o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england and wales， and australia.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01，7:115121
［2］emerson， 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ngland.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2004，29(1):7984
［3］mason， j. ＆ murphy， g. h.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on probation: an initial stud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2，12:4455
［4］moss， s. aging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prospective from nine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experts and information in rehabilitation， 1992(1):1436
［5］walsh， p. n.， et al. family views of the quality of the residential support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001(2):292309
［6］hensel， e. ＆ rose， j.， et al. subjective judgments of quality of life: a comparison study between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those without disabilit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2002，46(5):95107
［7］emerson， e. ＆ robertson j.， et al. the quality and cost of communitybased residential supports and residential campuses for people with severe and complex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00，25(4):263279
［8］stevens， p. ＆ martin， n. supporting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challenging behavior in integrated work settings: an overview and a model for service provision.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1999，43(1):1929
［9］holt， g.， et al. biomedmerope project: service provision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 european comparison.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2000，44(6):685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