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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贯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基础、软实力和沃土。www.Pinwenba.com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人们对它的定义也多种多样。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文化定义为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汉语字典的解释是：文化是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等等。
我们这里的文化，是指同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相对应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从内涵来看，它是社会的思想观念系统，由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构成；从产生来看，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反映。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
第一，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一般来说，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和要求，首先表现为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变化，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新变化，一旦新的政治法律思想形成，往往会在其指导下，形成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在我国，是先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后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来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因此，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前提。同时，文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国家治理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文化特别是法律法规知识治理国家的本领和水平。没有相当的文化，没有宪法、刑法等等法律法规知识文化，就不可能依法治理国家，也就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
第二，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软实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思想文化与制度规定及其运行程序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关于制度、生活、组织、各阶级或各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法的关系等的法律思想文化，一旦被人们掌握，就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自觉地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此外，文化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更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第三，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动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首先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其中新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形成，会促使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变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沃土。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土壤，离开了一定的文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不能产生，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之不尽的宝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文化，强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源泉。它们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促使其健康成长。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传播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精华，是千百年来被人们赞赏、接受、奉行、传承，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些道德。这就是说，中华传统美德的定位是：中华文化精髓；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精华，主要是优秀的民族品质、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情感、民族礼仪；标准和生命力在于：被人们赞赏、接受、奉行、传承，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中，体现在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各个方面。如古代先秦典籍《管子·牧民》中就提出，“国之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于永玉、董玮把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归纳为：“学、问、孝、悌、师、教、言、行、中、庸、仁、义、敦、和、谨、慎、勤、俭、恤、济、贞、节、谦、让、宽、容、刚、毅、睦、贤、善、良、通、达、知、理、清、廉、朴、实、志、道、真、立、忠、诚、公、正、友、爱、同、礼、温、信、尊、敬、恭、恕、责、仪、精、专、博、富、明、智、勇、力、安、全、平、顺、敏、思、积、利、健、率、坚、情、养、群、严、慈、创、新、变、革、争、谏、诲、齐、省、克、竞、求、简、洁、法、律”一百个字；唐海定将其归纳为：热爱祖国、志存高远、好学惜时、尊师重道、诚信、仁爱、中和、明礼、孝悌、勤俭、重知重行、坚毅勇敢、自尊自律、慎始敬终等内容。显示出中华传统美德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道德具有评价、激励、凝聚、调节等功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助于国家治理主体形成优良的道德观，自觉地优化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有助于国家治理客体即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实现与国家治理的同向前进，减少国家治理的阻力，提升国家治理效率；有助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增强当家作主的能力，用科学的道德观评判国家治理主体的行为，监督其进行正确的国家治理；有助于整个社会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一，要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大量的文化典籍，如《道德经》、《南华真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孙子》、《孟子》、《管子》、《墨子》、《太平经》、《史记》、《汉书》、《颜子家训》、《朱子家训》、《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等，卷帙浩瀚，数不胜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如栾传大从历史的视角将其梳理为：三皇五帝时的以德配天、惟德是辅。周代的“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管仲的礼、义、廉、耻。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教”：诗、书、礼、乐，文、行、忠、信；“三达德”：智、仁、勇。孟子的“四德”：仁、义、礼、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董仲舒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宋代朱熹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道德实践，如刘邦约法三章、曹操割发自罚、诸葛亮降职自罚、唐太宗下“罪己诏”等。这些丰富的道德资源，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认真学习，不断挖掘。
第二，要突出重点。面对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典籍和繁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转化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必须突出重点。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重点挖掘以下传统美德：
一是讲仁爱。从抽象意义上讲，仁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仁，“亲也”；爱，“惠也”。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家主张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今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挖掘仁爱思想道德，重在使国家治理主体树立治理为民的思想道德，以爱民要求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爱民之心提高治理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重民本。从抽象意义上讲，民本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念。这种思想萌芽于夏、商、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其要义是以人民为本。《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尚书》讲：“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为本。”等等。出现了姚崇灭蝗惠民、郭子仪心系普通百姓、范仲淹慷慨救民、王安石勤政爱民、宗泽爱民报国、于成龙爱民不畏艰难等为民典范。认真地梳理和学习这些论述和经验，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治理为民的思想观念，保持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守诚信。诚信即诚实守信，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程颢、程颐说：“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出现了孔子不懂不装懂、解阳讲信传君命、程婴舍子救孤、燕昭王以信招才、魏文侯不负山野之约、商鞅立竿变法、韩信报恩等诚信典范。学习这些论述和典范，有助于解决我们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做到以诚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是崇正义。从抽象意义上讲，正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追求。《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释名·释典艺》说：“仗正道，曰义。”正与义密不可分，合称为正义，意味着公道正直、正确合理。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韩愈说：“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柳宗元说：“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王安石说：“修身絜行，言必由绳墨。”欧阳修说：“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产生了荆轲秉义刺秦王、豫让义酬知遇、鸿门宴樊哙救沛公、司马迁护友遭宫刑、魏胜高举义旗杀敌抗金、于谦秉义固守京城等正义之歌。挖掘这些资源，塑造国家治理主体，有助于维护国家治理的形象，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是尚和合。从抽象意义上讲，和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条件。简单来说，“和”即和谐，“合”即合作，“和合”意味着和谐相处，合作发展。《洪范》讲：“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周太史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国语·郑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讲：“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这些和合思想观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调节器和润滑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的。批判地学习借鉴这些思想观念，有助于我们在和谐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是求大同。从抽象意义上讲，大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元素。大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太平经》提出，人人互爱互助，智者、强者、壮者都包养愚者、弱者、老者。一切智欺愚、强凌弱、壮欺老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康有为提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批判地学习这些思想观念，也有助于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要不断创新。道德是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反映，具有历史性。中华传统道德主要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体现着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既有精华即中华传统美德，也有糟粕。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这些传统道德，不能照搬，只能批判地继承，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同时，中华传统道德的生命力在于与当今的实践相结合，在于不断创新发展。为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发展方向，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吸取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