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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将楚人不大友好地称为“南蛮鴃舌之人”。www.Pinwenba.com方方所搜集到的，一定有那个时候传下来的“鴃舌”之音，只言片语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某种记录。比如很难注音的“不服周（武汉人念zuō）”一语，意为不服输、不买账，也许就是当年面对强敌的楚人所留下的一块语言化石。方方饶有兴致地根据方言土语来阅读一个城市，写了两篇还意犹未尽。释读“鴃舌”之音有时也许比中英对译还吃力，但以她三十多年的生活基础，无论“音译”还是意译大体上还是准确的，可以为对武汉（或者湖北）感兴趣的人们提供方言“词典”。
楚人自古不讳言其“蛮”。楚王就曾不无自得地以蛮夷相称：我蛮夷也。这可以看作蔑视强权的一句宣言。楚人的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近代有出色的张扬。易中天先生不仅是文化学者，同时也是湖南人，因而他对“霸蛮”的理解别具一格。
马桥，不过是一个谁也不把它当回事的湖南村落，韩少功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韩先生没有虚掷光阴，终于将当年所遇到的事事物物酿成一壶壶苦酒和鬼酒，以诗人的眼光重新“命名”，陌生化地展示在人前。有人称其为技术上的另辟蹊径或者什么写作手腕，这似乎是不够的。没有对大地的爱，没有对人的生存命运的独到观照，恐怕不能有这种文字。
韩少功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支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选自《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韩少功，1953年生，湖南人。当代作家。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革”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沉在水底，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岸上还是空的。
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700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徒。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大体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穿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而睡，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珞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宗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的村镇，也很少听说有姓罗的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遁他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从那以后，罗江有名而无实，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汩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家蛮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饶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看透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魄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汩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掩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