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胜利

王乾坤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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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了残存于地下的各种乐器、帛画、壁画、漆画,并将其保存完好。www.Pinwenba.com这些物体一旦受损,我们便痛心疾首。发掘和保护文物,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无情的地方在于,这些东西将会逝去,永远地逝去。就像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座楚国房屋,就像我们难以发现楚国先民用土、革、木、丝制作的艺术品,而只能通过文献的只言片语去揣摩一样。

    然而,“硬的没了,软的却在”。一种文化最根本的存在形式,常常不是器物载体的保存与不断复制,也不在于它所相关的体制与疆域的不变与延续,而在于它那无形无声并不占有空间的精神因子是否还活在人间。只要它能不断地参与后世的文化创造,它也就有了生命,也就不朽。

    “风流”、“浪漫”、“潇洒”这些词汇与楚人有不解之缘。楚人喜欢用“风”这个词,在相关诗文中随处可见让人恍兮惚兮或者云天雾地、回肠荡气的文句。比如庄子有“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屈原有“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连不通文墨的刘邦也以“大风起兮”咏志抒怀,由此可见一斑。风无形,然而它可以附着于任何有形。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看作精神因子。

    两位李先生讲的就是这种楚文化的精神因子,讲的就是楚国灭亡之后楚文化的生命延续。所节选的两段文章主要谈到了汉代,汉以后的论述留给你,比如说楚风与唐代文化。你能继续往下谈吗?你能举例谈谈楚人的“浪漫主义”对后世某某人(比如李白)的影响吗?

    李长之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〇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作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浯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节选自《司马迁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著有《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等。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诂》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惟项羽会作那楚辞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辞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以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糅”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活:“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人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班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

    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