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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20周年纪念。这20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集》，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
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
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50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二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京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
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
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
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像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1986年9月3日
【百家在线】
施蛰存酷爱收藏历代碑帖，他曾将收藏的历代碑帖700余种，汇 编成一套《历代碑刻墨影》，成为寰内征服”黑老虎”的权威大家。
他形象地用”四扇窗户”概括自己的平生治学：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作为文化学者，施蛰存利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自己的藏品分门别类，每类都有标注，他的收藏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并且很多经过历代知名收藏家之手，仅次于国家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可以说施老的收藏再现了中国的石刻史。他从学术的角度挑选、整理藏品，从题跋、题签、装裱等每个细节都能体现专业水平。在绝大多数碑帖上，都有他本人的题签、题记和藏印，还有产地、出土资料的题识，以备日后查考，所以，极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