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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wwＷ。ｑΒ⑤。c0m//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的意见。他致电**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为总政委。他和**、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他们还提出要把**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暂时请病假。这样，**临时中央不要**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为主。**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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