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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大长公主，看起来很爱吃双色马蹄糕中带有苦味的两款——咖啡糕和绿豆糕。
“姚娘子，夏月的时候，我入宫去看向太后，正巧御膳所的小内侍送胡豆饮子来。我那时，就尝过你的手艺。未想得，这胡豆与茶粉一样，还能做成凉糕。”
长公主倒没什么架子，和颜悦色地与姚欢攀谈着。
因又吩咐自己带来的婢子，从食盒中也拿出几碟点心，道是她亲手做的百花什果冰酪团子，也请姚欢品鉴品鉴。
姚欢忙恭敬行礼，上前细看。
只见碟中码放着鸽蛋大小的团子，浅青色，外表光滑细腻。
姚欢接过婢子递来的一个，但觉浓郁的奶香混合着淡淡茶香扑鼻而来。
再小口咬开，哈，原来是宋朝版本的“雪梅娘”。
外皮薄而韧，里头是加了时鲜果子颗粒的奶馅儿。
无非那奶馅儿，与后世雪梅娘用的打发的淡奶油不同，用的做滴酥鲍螺的浅黄色酥油。
滴酥这玩意儿，姚欢已在开封有名气的奶酪点心店见识过了，她此刻更感兴趣的，是“雪梅娘”的皮子。
现代人做雪梅娘，皮子是用糯米和玉米粉按照一定配比蒸制而成。
玉米直到明朝中后期，才从每周传入中国，此世此地，并无玉米。
不过，烹饪这件事，与旁的技能一样，也是触类旁通的。玉米粉的本质，就是一种淀粉，既是淀粉，许多食材中都有。
“请教长公主，这皮子，可是用糯米粉、绿豆粉、茶粉，加牛**与沙糖浆调匀，上笼蒸制，再以清油或黄油揉搓而成？”姚欢问道。
唐国公主抿嘴：“姚娘子果然是个会家子，说得半分不错。论来，这团子的名儿，还与姚娘子有缘呢，叫清欢团子。”
一旁的端王赵佶，也是刚刚咬开了一口团子，乍闻姐姐最后那半句话，微微一怔，旋即盯着姚欢，噗嗤笑了。
“清—欢—团子？咦，姚娘子，这名字，听着不光与你有关，竟也和邵医郎有关。”
唐国公主好奇道：“邵医郎是谁？”
赵佶刚想脱口而出“是个帮我治胳膊的杏林圣手”，倏地意识到，自己薄幸寡情负了女子、差点被女子哥哥泼了灯油差点烧死的起因，可不大体面。
他忙模模糊糊道：“是国子学新设医科的一个监生，还是苏颂苏老相公的小友，我与姚娘子亦都识得他。如今是朝廷派去边关的祗候郎中。此人姓邵名清，三姐你看，此人是不是也与这团子同名儿？嘿，嘿嘿……”
赵佶虽已受封端王，但那略有些轻佻随意的性子，仍是如影随形，唐国公主和孟氏又是他自小熟稔的两位长姐般的近亲，故而他浑没觉得，这样打趣姚欢，有什么不妥。
孟皇后却怕姚欢尴尬，淡淡一笑，岔开了话题：“清欢团子？长公主，这点心，难道与‘东坡肉’一般，亦与苏学士有关？”
唐国公主莞尔：“阿孟可是想到了苏学士的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哎呀，好教你们得知，这团子，恰就是苏学士所创，又由驸马的兄长——韩知州，传于我府里。”
唐国公主遂为诸人将其中原委娓娓道来。
元祐八年，苏轼任河北路定州的知州一职。然而就在这一年，宣仁太后高氏薨逝，章惇等被赵煦起复回朝的新党人，立刻对旧党展开疯狂报复。苏轼、苏辙均先后被贬南方。
公主驸马韩嘉彦的长兄韩忠彦，因父亲韩琦毕竟为前朝名相，所受的冲击稍弱些，被外放定州，恰是接了苏轼的位子。
而苏轼，与韩琦之间，在更早的时候，也曾有过一段微妙故事。当年英宗皇帝曾想用年轻的苏轼为学士院知制诰，宰相韩琦反对，道是苏子瞻确是国之栋梁，但不经吏部铨选程序、就被天家破格提拔到清要之职上，不妥。英宗无法，只得又问，那，要不让苏轼来修起居注？韩琦又反对，道是编修起居注，和起草诏书差不多重要，也不妥，还是应让苏轼参加吏部考试、一步步给职与升迁。
有好事者将韩琦两次阻挠苏轼一步登天的举动传了出去，苏轼却十分感激韩琦，向众人表示，韩相公的做法，才是真正“爱人以德、避免捧杀”的正道。
绍圣元年，当今官家亲政，新党得势，韩琦长子韩忠彦被贬，赴任定州，与苏轼交接。
苏轼那时，已预见到自己离开定州后，只怕要如当年的蔡确一样，被贬至岭南。
但他见到韩忠彦后，言谈间浑无郁郁戚戚之色，于定州宅邸设家宴款待韩忠彦时，作词唱酬外，还特别给韩忠彦介绍了一道自己新制的点心。
苏轼嗜茶如命，又爱吃京城名菜“软兜子”，熟知绿豆淀粉的运用，同时，定州位于宋辽边境，边民甚爱在糕团馒头里添加鲜牛乳。
于是，他便将米、茶、豆、乳四样物什，融合于一处，创出这凉滑香软、茶味乳味兼有的糕团皮子，而里头的馅料，依着各人喜好调制即可。
“此团本无名字，韩知州赞赏这面皮菓子，正合与点茶同食，雪沫乳花翻午盏，不如就取了学士那首浣溪沙里的最后一句，叫清欢团子吧。苏学士欣然笑纳，还命家中厨娘，将团子的面皮配方，细细教了韩家的厨娘。今岁韩知州回京看望六弟，见我府里的花果馅滴酥，外壳乃是炸制，觉得有些油腻，便教了府中厨子这道清欢团子。”
唐国长公主说完，端王赵佶感慨道：“苏学士果然是豁达之人，要被贬往岭南了，还谈笑风生。樽前不用翠眉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位小王爷，身边的近侍，毕竟一个是苏轼的故吏高俅，一个是与苏轼有着隐秘传闻的梁师成，他两个平日里常引导着王府歌姬唱苏轼的词，小王爷再是风流好色，文学艺术品位却是不低的，到底能听出苏词里的格局境界来。
此际，画室中这三位皇家贵戚，孟氏已形同废后，唐国长公主下嫁的韩家，贬谪的贬谪，赋闲的赋闲，赵佶，虽刚封了端王，实也晓得自己常被章惇、朱太妃等人在官家跟前告刁状。
尊严上，被顶层权力施予的或重或轻的弃绝感，令他们于这看似品评画论与鉴赏美食的悠然午后，在精神世界里，多少与苏轼产生了共鸣。
而侍立一旁的姚欢，对于赵佶援引的苏词，无论是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还是“樽前不用翠眉凝”，都未有太大感怀。
她脑中想到的，恰恰不是苏轼的词，而是他的一句诗。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这句诗，是再过几年，苏轼被继续贬往海南儋州后所写的，如今还未出现。
后世公认，乌台诗案几乎命绝的囹圄之灾，被贬黄州穷困凄苦的拮据时日，是苏轼生命中所沉至的最低点。其后的几次沉浮，都不算太大的打击，苏轼，似乎对于风霜雪雨的打击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承受经验。
但在姚欢看来，再坚强与豁达的人，也无法对不断出现的凄清孤绝的现状，做到真正的“免疫”。
即使经历过乌台与黄州的打击，苏轼到了暮年被贬海南儋州时，写的“坐听荒城长短更”这七个字，仍是多么悲凉的七个字啊！
好像整个世界都已不再与他有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在一个不再茹毛饮血的时代，在一个自命崇文盛世的时代，在一个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时代，在一个被冠以“现代拂晓时刻”的时代，竟还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彻心扉的例子？
一位享誉文坛、政绩亦可圈可点的臣子，没有贪墨，没有叛国，没有作奸犯科，并且明明已经主动离开了党争最为激烈的朝堂，却在花甲之年，仍被一纸皇命强令渡海，来到世人视作蛮荒之地的孤岛。
用尽一生的气力，或许终能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某个时刻的脆弱，犹如在将将愈合的伤口上又猛地戳了一刀。
独坐荒城，四顾茫茫，唯有天地星月，见我悲极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