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25

晓芳格格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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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柏讲到这里,终于讲不下去了。

    “杨松,我们是看着姑姑一家从非常想做生意,到了现在处处靠我们来接济。想想,他们活的有多难受啊。”

    杨柏还以为杨松听了,一定会感慨万千的,没想到杨松听后还乐了:

    “杨柏,我终于明白,你讲这些姑家故事的目的,原来在这里等我呢,那你就多余了。我想做生意这件事的想法,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于是,杨松便讲起了在二叔家学做生意的那些年的经历。

    杨柏说:

    “现在二叔和二婶都不在了,你就是做生意,在那边也没个亲人呐!”

    杨松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我不再回二叔家了。我要去深圳!”

    “深圳?那个叫什么特区的?”

    杨柏一边用手挠着头皮,一边想着说。

    “对,就是1978年,被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就是深圳!”

    杨柏一时没了主张,想了想,问道:

    “你去过?”

    杨松点了点头。

    “那地方大吗?是个什么样?”

    杨松笑了,摇了摇头说:

    “不大。刚到深圳火车站,给我的印象,还有些简陋。只有一个很小的售票口,广播员用一个小喇叭通知乘客上车。还有后来去了深圳的罗湖汽车车站,路面还是土地,环境更简陋,跟咱这里差不少呢。”

    “那里不是守着香港,汽车多?还是楼房多?”

    杨柏仍是穷追不舍。

    杨松望向窗外,说:

    “我去了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比如人民路与解放路的十字街口,主要的出行工具也是骑自行车。远一点的地方,荒山野地,一穷二白!”

    “那你是图的什么?去那里干嘛......”

    杨柏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但很快又收住了自己的冲动,问:

    “外国人多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做外国人的生意?”

    杨松还是摇了摇头:

    “是有很多外国人也来到深圳旅游,或者是发展。但我目前的英文水平,还做不了外国人的生意。”

    杨柏两手一摊,站了起来,背对着杨松开始点烟,很明显,他生气了:

    “明白了,深圳哪都不好。但你就是想去,离我们越远就是越好呗!”

    杨松笑了,也站起来,拍了拍杨柏的肩膀,说:

    “别那么独!给我一根烟,坐下来,听我跟你详细的说。”

    杨松开始讲在二叔家时,就常见村子里的人,总是在江中练习游泳技能,很好奇。

    后来,他明白了,听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

    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

    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

    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因为许多村民挨了饿,但看见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

    这种刺激,让很多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听说香港有个叫罗芳村的吗?”

    见杨松如此问,杨柏摇了摇头:

    “没听过。”

    杨松闷声闷气的说:

    “没有就对了。那是深圳的罗芳村人给建的。”

    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说,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天,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说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都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1980年的5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第四十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而这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高官吴南生后来回忆说:

    “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同年8月,全国高官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到了10月,广东省委宣布恢复宝安县建制,同时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

    当年的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

    “深圳,真的要快步腾飞了!”

    杨松感叹的说。

    杨柏说:

    “你刚才不是还说那里虽通了火车,不过硬件设施明显跟不上的感觉。站台搭了一个简易钢板棚,看不到售卖商品的商贩岗亭,一眼望去,车站附近还有不少树木杂草。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渔村的气息很浓嘛。”

    杨松点着头说:

    “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国务院发布的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

    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

    杨柏说:

    “若干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杨松眼睛放着光芒,声音也变的格外宏亮起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就是深圳魅力的代名词。我要去打拼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他着了起来,踌躇满志的说:

    “不用若干年,几年时间,我就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