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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没有技术的力工，一个月大概能赚到7.5个银元，但是一个月的伙食和房租大概也要7元。而一个力工很少能够干满5年的，平日里低劣的伙食和繁重的体力活很快就能摧毁他们的健康，只要一点小毛病就能让他们失去工作能力，接着在租住的草棚内等死。
因此但凡能够有其他门路可想的，几乎没有人愿意去码头扛活的。因为这差不多就等于是宣告这个人已经无路可走，假设他不能很快的摆脱这一行当，那么就该进入到生命的倒计时了。
而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是不在乎这些力工的生存状况的，中国的穷人有这么多，每一天都有破产了的农民跑出农村找活干。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年青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因此自然不会关注这些力工究竟能活多久了。
自沙俄修建中东铁路开发远东以来，因为边疆地区劳动力的匮乏，不得不从中国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又大多来自于山东。俄国远东边疆地区的人工工资要远比欧俄地区高的多，自然也就吸引了大量的山东劳动力。
这些山东劳动力几乎都出自农村的中下阶层，能够自行负担船票和其他捐税来到俄国远东地区的，不是濒临破产的自耕农家庭，便是自耕农家庭中多余的劳动力，当然这部分人员在整个山东出国劳动力的占比中不会超过四分之一。
更多人则差不多以卖苦力和契约工的方式来到的俄国远东地区，如果说前者在俄国辛苦一年还能带回丰厚的收入的话，那么后者几乎在第一个契约期内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他们的工资需要支付各种说不上名目的利息支出和交付给中国工头或劳动力组织的公司一部分作为佣金。
后者的生存状态比国内干苦力好不了多少，因此有多少山东工人在忍受不了中俄工头的欺凌后，选择了逃离工作场所，有少部分幸运的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待遇不错的活计，但是更多人不是消失在俄国远东莽莽密林里，就是落草成立红胡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满的人口比奉天少的多，但是红胡子的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
这些红胡子在日俄战争期间分别加入了日俄两方作战，这场战争中受害最大的其实还是东三省的中国人。不管是俄国人为了防止日本人从本地征收物资而采取的焦土策略，还是日本人为了弥补物资不足强行在东三省征用物资，又或者日俄双方以防谍名义大肆杀戮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无法进行反抗。
当然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很大一部分红胡子在日俄双方的战争中成为了炮灰，使得战后的社会秩序稍稍好上了一些。不过随着这场战争过去了五、六年之后，吸收了新血的红胡子又渐渐开始活跃了起来。
只是相比起奉天地区的红胡子，北满地区的红胡子生活的就有些不如意了。北满地区山高林密，确实适合红胡子们安营扎寨。但是北满的气候和稀少的人口，让这些数量急剧增加的红胡子难以找到适合他们劫掠的对象。
这两年里都迫使他们越过国境去劫掠俄国人了，借助吴川招募军队的机会，俄国远东边疆区的官员立刻就开始引诱这些红胡子加入军队，算是为俄国远东区减少了一个隐患。
这些红胡子虽然具备了一些军事素养，但是他们还是同那些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士兵不同的。虽然他们过去也大多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但是在土匪生涯中却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他们对于保家卫国的说法并不怎么感兴趣，也并没有吃谁家的饭就给谁卖命的朴素想法，倒是极为推崇江湖义气，崇拜讲义气有能力的大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几个过去同伴的几句教唆下，这些士兵就不管不顾的积聚了起来，过来围堵住了吴川要为被军法处置了的士兵讨要一个公道。事实上这些士兵大多不认识被处决的士兵，只是被处决的士兵也是红胡子出身，还是山东人，他们就觉得自己人被欺负了，就要找长官来要个公道，甚至都没去想过在战争期间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
在吴川引诱着这些士兵述说自己家庭和过去的生活时，梁廷栋终于带着一队人马赶了过来。看到被这些叛乱士兵围在中间的吴川并没有出事，满头大汗的梁廷栋总算把悬起的心放了回去。
虽然今日的起义很成功，几个小时之内就拿下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座北满的中心城市。但是革命委员会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国民革命军多么富有战斗力，而是在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组织下，革命军在两地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可以说，今天的起义不管由谁来领导，都必然是会获得成功的。因为革命军不仅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据了优势，还获得了在中东铁路上的自由移动权力，被分割于各处的清军又怎么抵挡的住革命军的集中一击呢？
自甲午之后，革命党人组织的历次起义中，再没有像今日这一次这么容易的了。但也正是如此，黑、吉两省的革命党人才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如果没有吴川居于核心的组织、筹谋，他们就不能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没有了吴川，中东铁路局的俄国人就不可能为革命军提供如此之便利；没有了吴川，俄国和德国的军官们就不会任劳任怨的为革命军训练军队而不插手军事指挥权；没有了吴川，革命委员会就不可能获得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充沛财力和物资支援；没有了吴川，革命军也不可能获得工人们的支持，建立起一个不受外部势力影响的统一组织。
因此当吴川的卫兵跑来告诉他，吴川被一群乱兵包围住的时候，梁廷栋的手脚都有些发凉了。在这个革命刚刚露出了曙光的时候，要是让吴川出了事，那么他们这个革命团体不四分五裂才怪。而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革命委员会内根本没有人能够取代吴川，赢得团体内各派的一致认同。
好不容易才看到革命胜利曙光的梁廷栋，自然不肯让吴川在这个时候出事的。因此看到吴川尚安然无恙，他赶紧对着身边同样紧张万分的刘献芹说道：“我先带着人进去把吴主席保护起来，你带着人在外面包围了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吴主席带出来，这些乱兵事后再处置他们也来得及。”
刘献芹一边摸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满口答应道：“梁指挥你放心，我一定服从你的指示。不过你之后一定请在吴主席替我解释，这些人虽然有不少是我过去的部下，但我真的没有参与这件事。”
梁廷栋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后说道：“如果我不相信你，还能把你带过来。一定要听我的指示才能动手，要不然就是吴主席饶了你，我也放不过你…”
吴川一开始不过是想要拖延时间，但是随着士兵们一个个的诉苦，他反而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开始为这些士兵们的遭遇感到气愤了起来。在后世，农民失去土地起码还能出门打工，土地只能具有家庭财产的属性。但是在这个时代，土地则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生计。
不管后世的小资产阶级把地主描绘的多么的善良大方，把一斗高粱米换一亩地的行为说的多么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时代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失去了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
也许大多数地主并没有直接去杀死农民，但是他们用高利贷，控制粮食价格，转嫁官府的捐税，不择手段的榨取自耕农的土地，把破产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然后漠视这些农民卖儿卖女，最终被榨干所有能够出卖的价值而默默死去的行为，和直接杀死他们有什么不同？
不管小资产阶级把这种土地兼并过程说的多么美好，在怎么把一些地主的个人私德当做整个地主阶级的遮羞布，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地主每时每刻都在虐杀着穷人，他们的行为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只不过日军凭借着赤裸裸的暴力屠杀着中国人民，而中国地主们则凭借着土地制度和封建政权慢慢的绞杀中国人民。甚至于他们比日军更为残暴，日军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大约是吃了骨头上的肉就满足了。而中国的地主吃肉之后，连骨头里的骨髓都不肯放过。
听着这些士兵的诉苦，吴川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都忍耐不下去了。面对这样残暴而毫无人性的封建地主阶层，把解放战争说成是内战，把反抗过日本入侵的地主武装说成是抗日英雄，这他妈和鼓吹日俄战争，日本人是帮助中国人抵抗俄国入侵的抗俄英雄有什么区别？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和俄国打的再惨烈，他们争夺的都不过是一个奴役中国人的权力，为其中任何一方叫好，都属于是神志不清的表现。同样的，不站在人民立场上看待抗日武装的本质，似乎只要朝着日本人开了枪就该是中国人民应该感恩戴德的英雄了，那么这种人不是蠢就是坏。
就在吴川听的义愤填膺时，一个身影突然拦在了他和士兵中间。他顿时想也不想的把面前的人拨到了一边，口中大声说道：“不要挡在我前面，我还没有听完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