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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8号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委员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还是第一次聚在了一起开会。虽然有不少委员还在齐齐哈尔、奉天等地工作无法赶回，不过在哈尔滨的委员们基本都到齐了。
不过他们这10多人连会议室都没有坐满，由此可见革命委员会在人力上的窘迫。把委员们放出去工作，就没法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可若是把委员们留在委员会的办公室内讨论解决问题，那么又要担心下面无人主持工作了。
吴川看了一眼到齐的众人，便开口说道：“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开始进入正题吧。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要同大家讨论。
第一就是向大家通报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天内，我们已经击退了清军的数次进攻，歼灭了至少两处位于铁路北面的清兵地区主力。可以这么说，中东铁路以北的区域的敌人差不多就清理到到此为止了，现在只要他们不来攻击我们，我就倾向于同他们进行谈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北面少放些部队，专心去对付南面满清从奉天、关内调来的主力。
第二件事就是，随着我们占据地方的扩大，各地大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干部的缺口也就越来越大了。我并不反对各位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革命，请他们一道来参加革命，但是我坚决反对用欺骗、逼迫的方式去拉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为信仰牺牲流血的。如果人家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革命，你们把他们拉过来，我们干的顺利倒也罢了，要是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要散伙，那我们是处置他们好，还是不处置他们好？处置了吧，我怕你们伤心；不处置吧，我怕底下的同志寒心。
所以我觉得，大家招揽革命同志时，还是应当先说清楚找他们过来是做什么的。另外别人过来之后，也不要急着给他们安排工作，而是先给他们说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和理念。如果他们听了之后真的赞成，那么就安排他们去学习班学习一段日子，学习如何同人民打交道，学习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作，学习如何用革命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实践。
最后，为了解决干部培养的问题，我有两个想法。首先我们要从基层的工人、士兵、农民之中挑选先进代表，把他们培养成我们的后备干部。
其次就是抓大放小，在当前局势下我们不能把什么权力都揽在自己身上，这只会使我们同满清一样失去人民的信任。我认为，在地方组织上，我们现在要把干部集中在地区中心，先建立起一个据点再向周边传播我们的革命理念。
在部门上，我们应当主抓军队、教育、宣传三个部门，至于其他部门就交给那些投诚或教育好了的旧官僚，或是地方上的开明士绅商人去办事，我们只要抓住事务的发展方向就好…”
除了已经被吴川通过气的共和党执行委员没有显得格外的惊讶，其他委员们就开始叽叽喳喳的议论了起来。这些大多是同盟会出身的委员，对于吴川刚刚说讲的话有些不乐意了。他们呼朋唤友的，也是为了革命的事业，而且这年头参加同盟会的都可算是小知识分子或家道不错的小康之家，没钱的家庭可去不了日本留学。
他们大多都是去了日本之后方才接触了反清排满的思想，且最终把日本变成了革命党的据点。但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可没有出国留过学，依然是信奉朝廷秩序的一员。不把他们骗来革命，他们显然是不会主动参加革命的。
吴川这一击，岂不是真正断绝了他们同家人好友之间的联系。让他们从家乡跑来看看哈尔滨的风景再若无其事的回家去吗？这未免太过无礼了。
随着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地起义的成功，革命军的不断壮大和各处胜利消息的不断传来，此时即便是最为保守的革命者，也禁不住生起了尽快扩大委员会的力量，然后南下打入关内去，彻底推翻盘踞在北京的满清朝廷，完成建立共和的革命目标。
革命者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着这么强大的力量，也是第一次离自己的梦想这么接近，他们就忍不住想要尽快实现这个梦想，生怕它再次从自己手中飞走。也因此，委员会的不少委员们就不免有些心浮气躁了起来，不理解吴川为什么主张屯兵于哈尔滨，等待清军来进攻，而不是趁着清军毫无防备的时候一举打到奉天乃至关内去。
眼下又听到吴川提出要他们注意对于人员的吸纳和干部的培养，于是不由便有人提出了反对道，“主席，眼下北满的革命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黑龙江和吉林北部的清军被我们一一击退，就连想要北上进攻哈尔滨的清军都没有冲过拉林河。
眼下最要紧的难道不是积极扩张我们的队伍，先打垮了朝廷在关外的力量，然后再去考虑哪些干部是不是效忠于革命的问题吗？只要我们能够推翻了朝廷，就算有些人三心二意也无碍于大局。倒是我很不理解，为何我们明明有着击溃北上清军的力量，却停留在哈尔滨不动。
须知道，满清手中现在还有着相当强大的武力，要是任由他们调出关外来，以我们现在占据的地方和人口，恐怕是难以和满清动员起来的整个北中国资源和人力相抗衡的吧。”
吴川看了一眼站起来反对自己的委员，是前大清官吏五常厅通判柳大年，这位在任时因为同情义和团运动和组织民众抗击沙俄入侵，最终不为上司所喜而被免职，这令他彻底倒向了革命者，参加了奉天的同盟会组织，随着自己的出现而跟着来到了哈尔滨参加起义。
柳大年在奉天的同盟会成员中颇有声望，因此在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很快就被推举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他的出声，说明了起码奉天的同盟会员们是反对自己据守哈尔滨吸引清兵来进攻的方案的。
这吴川倒是能够理解，在起义没有成功之前，这些失败了多次的同盟会员并没有意识到革命委员会手中有多少力量，因此他们才会赞成自己夺取北满坚守以待关内之变。
但是等到吴川把手中的革命力量真正摆在了台面上，几乎毫无阻碍的完成了起义计划，将整个北满地区的重点城市纳入了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后，这些奉天的同盟会员显然就有些沉不住气了。齐齐哈尔同哈尔滨到底不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根据地，革命军迟迟不南下奉天，他们就只能协助本地的革命同志做些工作，完全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在革命军四处击退清军进攻的胜利消息鼓舞下，他们终于忍不住想要加速革命的进程，想要推翻之前的革命计划，转而主张起在满清政府尚未有所准备的状况下，速攻奉天、山海关，以求解放自己的根据地，得到更多的奉天同盟会的支持，从而提升他们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地位了。
吴川倒是能够了解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心思，虽然隐藏了那么一点私欲，但此时他们中间应该还没有人想着要独立发展，以谋求割据一地的念头。无它，此时革命军的力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强大了，除了清廷的力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革命军在关外的优势，力量差距到难以逾越的地步时，自然就不会有人想着跑去做什么山大王。
特别是此时还不是军阀林立的混乱时代，哪怕是最为腐朽的满清也竭力维持着一个大一统国家的体面，因此大多数革命党人也初步认同着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也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制度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的中华联邦。
以柳大年为首的奉天同盟会成员们，只是焦急于革命形势发展太快，让他们有变为革命的边缘人物的担忧而已。毕竟过去是黑龙江、吉林的革命党人服从于奉天的革命党人，而现在则反了过来，奉天的革命党人变成了吉、江两省革命同志的小弟。
随着革命运动在吉、江两省的不断耕耘，吉、江两省革命同志几乎已经快要成为革命委员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了，特别是那个不断吸收两省革命党人的共和党，渐渐有取代松散的同盟会而成为革命的唯一领导组织的趋势，这就不能不让这些忠诚于同盟会的奉天会员们焦急起来了。
于是吴川思考了片刻之后，还是坚定的对柳大年驳斥道：“柳委员，我认为你的主张对于革命来说是危险的，你这是机会主义者的冒险思路。
你只看到了满清朝廷现在手上还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却并没有看到这个朝廷虚弱的本质。诚然，朝廷手中还有号称北方新军第一武力的北洋六镇。如果任由朝廷把这只力量集结调往关外对付我们，我们确实是要落入下风的。
但是现在的朝廷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局势？除了我们在吉、江两省起义的东北革命军之外，南方四省的保路运动也正闹的如火如荼。可以说眼下的满清治下处处都是火药桶，但满清能够用来灭火的却只有一个北洋六镇。
且北洋第一镇乃是以旗人为主的武力，这只武力和禁卫军是朝廷最后的依仗，我们不打到北京城下，清廷是绝不容许这只武力远离京城的。北洋第四镇镇守天津小站，北洋第五镇镇守山东济南，北洋第六镇镇守河北保定，北洋第二镇镇守河北迁安。
四镇、五镇都是拱卫京畿要地的武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调动。六镇镇守京城南下通道，二镇镇守京城通往热河的北上通道。因此所谓北洋六镇，其实只有三镇是可以机动的。所以，当南北的革命大潮爆发之后，朝廷几乎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分头剿灭。
我们何须要南下，我们距离山海关越远，满清朝廷就越头疼。他若是调兵北上关外，那么南方的革命形势就大好；他若是调兵南下镇压保路同志会，那我们正可把北满经营成不可动摇的革命根据地，断了满清出关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