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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调整部队准备给四平前线的国民革命军一个深刻教训的时候，吴川正在共和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内部积极的协调军政关系。
在北满革命爆发一个月之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旧官僚和地方士绅终于完全纳入了革命委员会的行政体系。这种被纳入，一半是情愿的，另一半却可算是被强迫的。
情愿的那一部分人，是鉴于革命党势大，不仅大清官军在革命党身上碰了壁，就连日本人现在也难以越过革命党在四平设置的防线，他们觉得北满这个革命党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因此就干脆向着革命党人投诚了。
至于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有的还是心向朝廷，毕竟这些人的前途和产业都是从满清那里得来的，投向革命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要失去了自己的前途和交出满清给与他们的特权，因此自然不会臣服于革命委员会，一心想着朝廷能够打回来。
还有一些人则过去一直横行于乡里，或是干脆竖起了山寨控制着周边的乡村。他们中有些人认为不管是朝廷还是革命党，只要不侵犯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他们就给个面子；也有人是野心勃勃，认为乱世来临，自己掌握的这点力量，说不得也能搅动风云，雄据一方。
不过在革命委员会出动了部队，对地方上的土匪和土霸王进行毫不留情的剿灭之后，这些人的乱世梦就醒过来了，转而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此前革命委员会实力不济，除了铁路沿线的几座城镇外，稍稍远离铁路的乡村和城镇都只能采用委任治理的方式，因此许多地区的行政权力还是落在了旧官吏和地方士绅手中，革命委员会只打击那些公然竖立旗帜反抗自己的地方势力。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人、学生不断的加入革命，使得革命委员会完全巩固了铁路和松花江沿线城镇的革命政权之后。向黑龙江、吉林两省下辖各县扩展革命力量，并清理混入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投机分子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虽然革命委员会内部还有些人犹豫不决，认为这些人在前期就投靠了革命委员会，为稳定地方局势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眼下这些人并没有竖立起反对革命委员会的旗帜，革命委员会就要向他们下手未免有过河拆桥的味道。
但是这种争执随着对日战争的开启立刻就低落了下去，长春士绅试图向日本人示好，以便在战后接收革命委员会权力的举动，给了吴川一个极好的借口，可以名正言顺的对革命委员会内部进行一番清理了。
只是，虽然有了清理革命委员会的借口，吴川却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整理整个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充其量也只能把那些自行其是的地方势力集团清除出去而已。
这种内部的清理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左派联盟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却也让被打击的同盟会中的右派和旧清官吏联合了起来。一直不愿出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在宋小濂等人的劝说下终于出面求见了吴川。
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天，吴川以制定了五条革命委员会内部整理原则作为交换，换取了周树模保证支持革命委员会清理不合格人员的行动，而周树模也接受了吴川的任命，同意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接手整顿机构和整理人员的工作。
周树模的出面虽然削弱了吴川对于革命委员会内部人员整顿的力度，但是这位前黑龙江巡抚的加入革命，却也彻底打消了黑龙江、吉林两地地方势力反抗革命委员会的念头。而作为前清的封疆大臣，对于政府的行政架构和组织流程也比吴川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要熟悉的多。
虽然吴川和俄国人用委员会这个机构取代了前清的内阁、六部和地方督抚衙门，甚至隐隐有取代县衙的意思。这些新型的权力组织方式对于俄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新奇玩意。虽然这一模式取消了许多中间环节，使得行政效率提高了许多，也令平民能够直接和委员们打交道，让过去的衙前小吏和师爷幕僚失去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但是委员会的模式也造成了权责不够清晰，委员会权力有近乎无限化的趋势。甚至于，委员会之间因为没有明确的层级区分，各委员会之间各自颁发互相抵触的政令也并不少见。如果不是革命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都还算负责，地方上的冲突早就频繁爆发了。
吴川之前一直关注着军事和共和党的组织，因此对于革命委员会行政架构的问题关心不够，也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再去关注，因此等到他注意到这一现象时，问题已经不算小了。打击清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投机分子，未尝不是准备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开端。
周树模的出面，让吴川衡量轻重之后，决定还是把这位前黑龙江巡抚拉进革命委员会，由其来整顿合并机构、清退一部分人员，并理一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行政架构问题。
而对于周树模来说，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革命委员会走向全面的亲俄，如同吴川和共和党党员把要清理的对象贴上亲日派分子和消极分子的头衔一样，他们也被政治对手视为了亲俄分子。只是当前革命委员会正和日本开战，而俄国人又表现出了偏袒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才使得这个亲俄分子的头衔杀伤力不大。
不过对于常年和俄国人打交道的周树模等人来说，他们对于俄国人的警惕却比日本人要大的多。虽然因为对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不能为日本人说话，但他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革命委员会完全的倒向俄国，这将有可能把北满真的分裂出去。
于是原本并不想在革命委员会任职的周树模，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接受了吴川的任命，将革命委员会中的中立派和民族主义者团结到了自己身边，以防止革命委员会成为俄国人的傀儡。
对于周树模的担忧，吴川并不觉得可笑，因为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虽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中不乏具有真正无产阶级联盟思想的革命者，但是其中也并不缺乏具有强烈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某些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也许就是一回事。这也就是吴川并不愿意一棒子把右派打死的原因。
有了周树模的出头，革命委员会对内部人员的整理工作就温和了许多，而这次的整肃也没有造成委员会内部的分裂，算是达成了一个左右妥协的局面。
将这部分工作丢给了周树模之后，吴川随即又把重心放在了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和工农业的调查研究上，短短三日内就同三个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不下十次会议，或是单独会议或是联合会议。
通过这三日连续不断的讨论，不管吴川也好，还是分管财政、工业、农业的委员们也好，总算对于未来东三省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11月18日晚上，吴川召开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于革命委员会未来的财政、工业、农业前进方向进行了重点讨论。
在明亮的电灯下，吴川拿着几张稿纸向着在座的委员们说道：“这几天来我同分管财政、工业、农业工作的委员们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关系着革命委员会未来的工作重心，因此我现在就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先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意见，然后再付诸于委员会进行最终的讨论。
首先我要说的是财政上的问题，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财政总是一个政权存在下去的首要条件。没有一个健康的财政，在战时我们就无钱组织反侵略作战，平时就无法解决民众所需要的民生建设，那么这样的政权必然是要垮台的。
而就目前来看，革命委员会的财政是极不健康的，我们现在完全是依赖于借款和囤积粮食获得的溢价支付我们的日常支出。我们现在要给养的人员，光是政府部门这块就已经达到了近4万人，而军事人员则超过了20万人，以我们治下的600万人口计算，脱产人员已经超过了4%。
虽然关外的农民收入虽然比关内高上一些，这个脱产比例也已经突破了农业经济能够承担的上限。所以，即便是不从政治上考虑，光是从财政上考虑，精简人员合并机构也到了极为必要的关头。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人民支持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他们过的比从前更坏。
所以，想要稳固住革命政权，我们就得确保我们的财政不出问题，只要财政不出现问题，那么其他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
那么如何确保财政的健康，我以为就有两个阶段性的问题要解决，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和长远来看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统一货币的问题，旧清虽然采用的是银本位货币，但却依然还在使用称量货币和纵容各地钱庄、外国银行在我国私发钱币，这导致了我国的货币极为混乱，大笔的利钱落入了私人和外国银行的手中，给普通人和本国的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