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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份比较长的宣传品，下款是“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和“北平反帝大同盟”。
中国共产党——这是个多么亲切、伟大的名字啊！道静望着这几个字，紧紧捏着这些红绿纸片，一种沉醉般的崇高的激情，把她多日来压在心里的愁郁一下子冲开了！好像看见了久别的亲人，她可舍不得烧掉这些珍贵的物品。她抱住这些纸片激动地想着，忽然想到她的命运经过这些红绿纸片、经过这些招恼反动派的字迹，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已经不可分割了！她感到能够被信任保存这些东西乃是她无上的光荣和幸福……想到这里，她高兴了，她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不烧掉它们又怎么办呢？”晚上她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会再来拿，总放着有危险，而且没意义，她于是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维拉索娃来：她带传单到工厂，把它散给工人们……“对，我也应当是这样！”像个顽皮的孩子想到了满意的恶作剧，又像战士想到了袭击敌人的好办法，她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但是怎样散法呢？她虽然幼稚，也还明白这是危险的。她反复苦思着，整整想了多半夜，终于让她想到了散发传单的好办法。
于是，三天后，这样的事迹出现了。
夏夜，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上。大地已经沉睡了。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是寂然无声的。这时在北平沙滩附近的几条小胡同里，有一个打扮俏丽的年轻女人在来来回回地转游——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
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地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它怦怦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她喘息一下，歇了歇，接着又像一条黑影似的向前溜去。
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天！道静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紧张、这样不平静的时刻。自从她决定了晚上要偷偷地去粘贴传单，她的心就一直不住地乱跳。她也想到了会被人抓住的危险，但是卢嘉川最后的话给了她力量，“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呵，这是些多么难忘的话呵，她牢牢地记住了它，她要无畏地斗争下去。于是她忙碌地准备着一切。买了三瓶胶水、买了一双没有声响的软底鞋，为了怎样打扮以备被人看见时便于掩饰，她想了许多许多的办法，可是都不满意。
最后，当她到房东屋里去借小刷子的时候，看见房东太太穿着粉红的紧身花绸袍，涂着厚厚的脂粉那种妖冶的样子，她心里一动，这才决定了要装扮一个风流女人，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晚上，怕余永泽注意她，不叫她出去，她就跑到房东太太的屋里梳洗打扮起来。她穿上余永泽给她做的淡绿色的绸袍，嘴上涂上了口红，脚上换上了肉色的丝袜，手里拿起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房东太太看她打扮成这个样子，开始是张大嘴巴惊讶着，——
因为平日她是朴素的，不大修饰的。接着，根据她的经验，她明白了——“这准是去会相好的呀！”于是她向道静斜眼一笑，嘴巴对准了她的耳朵：“余太太，您这是？……嘻嘻，我明白啦——您也有啦那个？……”
道静高兴她这样猜测，对她善意地微笑着。临走时并且小声地嘱咐她道：“老余要问，您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嫂子，多帮忙吧！”
她走了，怀着新战士初上战场，而且又是独自作战的那种惶悚的心情出发了。开始她在各个小胡同里逡巡着，真好像一个寻找主顾的夜游女人。后来一看左右没人，她就鼓着全身的勇气，把早就涂好了胶水的传单，用舌尖舔上口水迅速地贴到了墙壁上。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腿也在发软。这时候，年夜凑在一起的许多青年朋友的面容忽然涌到了她的面前——他们要都在这儿该多好呵，大家贴，一下子就全贴完了！可是，现在，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她不但怕警察，而且也怕真拿她当下流女人看待的男人们。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
疲乏。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
但是第二天夜里，她仍然还去贴，还去给住家户的门口塞传单，而且不再像第一夜那么慌乱。她转了许多条小胡同，贴了许多。因为这次是在黎明前去的，夜里巡逻的警察已经疲乏了，因此，她顺利地散完了她准备散的宣传品，安然地走回家里来。
看见了这些传单的市民们惊讶着，好像刮过了一阵飓风。
青年们好奇地争相传阅；胆小的老人惊慌不安。
“共产党越来越多了？……”人们低声地惊奇地互相探询着。
许多中学、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也收到了一份不知从何处寄来的报纸。打开来，里面就卷着道静寄去的几份共产党的宣传品。青年们惊喜起来，有些人许多天都不能安静地猜测着。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
街道的墙上，在清早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之后，这不能不叫警察们大吃一惊，愤愤地胆怯地把它们撕了去。
道静背着余永泽想尽一切办法散发着传单。除了上面的办法，她还向一些她知道的人，较进步的人寄出了这些危险的东西。虽然散出了大部分，但卢嘉川留下的传单还有一些，她并没舍得一下子全散光。
想不到这些红绿的小纸片，把她从濒于绝望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曾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重又生活在四面不透风的蜗牛样的小天地里，她唯一的路途只有做余永泽温顺的妻子，跟着他夫荣妻贵，等着穿他的丝绒袍子呢子大衣……但是，这个前途该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呵！可是自从想起了散发传单这个办法之后，她的精神突然开朗了！散发的越多，她越高兴；越觉得自己不是白白地喊空口号——余永泽是常常讥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会喊空口号的——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
不久放了暑假后，为了想知道散发传单的结果如何，她就跑到王晓燕家里去找她——王晓燕现在即将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晓燕，昨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她的神气很紧张，一把抓住晓燕的胳膊说。
“什么东西？”王晓燕的眼睛是圆的，一睁大就显得更圆。
她看着道静不慌不忙地合上了书本。
“你看，多么奇怪呀！”道静把三张传单从口袋里掏出来，“昨天大清早我起来散步，一出门口就看见了这几张纸……”
她把声音放低，伏在晓燕的耳朵边上，“好家伙！共产党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