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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记让负责记录的秘书小同通知司机班准备一辆大巴，并通知让城建局的老局长王军良也参加。
刘书记打头，一政常委们跟在后面，下楼坐上一辆大巴车，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已经坐在司机旁的位子上。刘书记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原城建局局长王军良同志，是城市规划的内行，也我们华南县城规划的最早参与者。”
老人转身向各位领导点点头，算是和和他们打招呼。
车子开出县委大院，绕过中心广场，先在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开了一圈后，开向南大街。
车子进入南大街后，立即被堵住了。这时，刘县长笑着问：“四条大街都看过了，大家觉得那条大街的规划比较好啊？”
姜刚是军人出身，性格比较直，脱口就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北大街最好了，双向四车道，中间有绿化带隔离，有非机动车路，也有人行道，只有在这儿，才有点现代化城市的意思。”
刘书记笑着问：“那你觉得南大街怎么样？最大的问题在哪儿？”
姜刚说：“南大街啊，太窄了，车一到这儿就堵，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规划的，我看应该再宽一倍才行。”
刘书记说：“这条南大街当初就是王军良先生参与规划的，就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初规划南大街时发生的故事。”
王军良说：“这条大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期规划的，我那时参加工作不久，主要是协助几个专家整理档案。当时，华南县建设局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叫杜青野，解决初期，曾经参与过很多大城市的规划工作，原来在秦西市设计院工作，但这个人很骄傲，说话很直接，因为公开顶撞领导，被发配到咱华南这小地方。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样子，每天都穿着雪白的衬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走路永远是昂着一颗头，显得得意洋洋的样子。
南大街规划方案的第一稿是由他提纲起草的，他的设计宽度是五十六米，五十六米是个什么概念？刚才咱们看了北大街，北大街的设计宽度是五十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设计建设的话，南大街比现在的北大街还要宽六米。”
王有良讲到这儿，罗羽飞忍不住插话问道：“如果当初真的按照这一方案建设的话，现在的南大街肯定要比北大街还要繁华得多，因为有三十多年的积淀啊，可是最后为何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王有良叹了一口气说：“他这方案一拿出来，就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五十六米宽？这得占多少地?这一条街可以打多少粮食？可以养活多少人？城里又没有几辆车，还四车道，两车道都多余，还有什么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什么的，当时人们连听都没听过。惭愧的讲，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面对同事的质疑，他皱着眉说：“城市规划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我设计五十六米宽是有科学依据的，你们什么也不懂，和你们说不清楚。”
最后他骄傲地对我们说：“如果严格按照我提的方案搞建设，我保证，这条街五十年内不会落后。”
现在看来，他的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诚不我欺。
当时的县委书记叫成长军，在坐各位可能都听说过，他是读书时就入了党的老革命了，他一生为官清正，在华南当县长、县委书记长达十年之久，开通惠民渠，造万亩平原，对华南的经济社会发现的贡献被公认是历任领导中最大的。
当时建设局将杜青野的设计方案报送长军书记审阅时，长军书记拍着桌子大骂：“华南县城有多少人？多少车？一条街道搞五十六米宽？打算在大街上踢足球吗？真是乱弹琴！”
他将当时的建设局局长贺国伟叫去指着鼻子训了一顿，让建设局重新设计方案，将宽度砍去一半，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八米。
听到县委这个决定后，杜青野曾找到县委书记成天军直言相谏，他说：中国现在是八亿人，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二十年后就会超过十二亿，现在的中国城市化程度非常低，可是总有一天会暴发式走向城市化的。目前，我们县城只有两万多人，也没有几辆车，可是，我可以断定，二三十年后，华南县城的常居人口一定会超过十万，车辆会超过三千辆，到那时，我们再来看这条街，就不会觉得它太宽，只会觉得它太窄了。如果我们现在就把它建得很窄，以后就显得更窄了，城市就会在这果出现肠梗阻。
一座房子，如果盖得不好，我们大不了把它拆掉重建，大不了是损失一点金钱的事。可是城市的一条街道设计错了，就麻烦了，因为以后的城市建设都是根据它而建设的，那是一通百通，一阻百阻啊，所以，我们搞城市规划，宁可超前一点，但绝不能保守。
长军书记听了一他一番陈述，认真思考了一下，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对社会的发展的判断有些夸大其辞了，犯了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毛病，也将他训了一顿：现在还有多少人吃不上饭，你们却要将好端端的良田修成街道，我绝不能同意。
县委还是坚持，街道最宽不能超过二十八米。
杜青野拒绝参加新方案的设计，我们这一帮人七凑八凑将方案设计好后，杜工拒绝签字，只好由局长贺国伟签字上报。
县委看到新方案后，学得很满意立马就动工建设了。
杜青野看到这一情况后，仰天大笑说：“当权力掌握在愚蠢而不自知者手里时，对社会的损坏是最大的，你们一定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三年后，杜青野便回到秦西设计院工作，两年后又去了京城，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之一，直到去世也没再来过华南。
南大街建成后，迅速成为华南的商业中心，但从九十年代初便开始出现捅堵现像，因为街道太窄，也没办法实施绿化美化工程，被外地客商笑话为华南的乡村小巷子，很多有实力的商家相继迁离了南大街，南大街的繁华昙花一现，便彻底衰败，现在成了什么样大家清楚，只过了短短三十年啊，竟然沧为藏污纳垢之地，这是当初的设计者们都没有想到的。”
王有良讲到这儿，大家都沉默不语，陷入沉思。大家终于明白刘书记为何要带大家来这里参观了。
王永民干笑了两声说：“这条街道也算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了，全国像这样的街道也不在少数。主要是改革开放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社会开始井喷式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可能料想不到，当时的成长军书记做出那样的错误判断也在情理之中了。”
好几个常委也附和他这一观点，其实是人他们自己刚才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开脱。这也是官场常态，出了成绩，是领导英明决策，出了问题，那就是客观原因了。
刘书记说，“我再带大家参观一个地方。”
车子好不容易穿过南大街，刘书记看到前面有一间花店，让司机停车。他下车亲自买了一束白菊花，上车后说：“去玉带山公墓。”
玉带山在华南县城以东三公里处，山高不过百米，山顶平缓，生长着清一色的柏树，长年翠绿，山腰却岩石祼露，稀奇的是，石质细腻，且呈白色，好像给这座小山裹了一圈白带，所以被人们称为玉带山。
据说，玉带山风水极好，但常人是不能葬在这里的，因为从五十年代开始，这里就被定为烈士陵园，所有在华南牺牲的革命烈士都被迁葬在这里，供后人瞻仰。
后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华南工作过的官员去世后，也可安葬在这里，但级别必须在处级以上。
听刘书记说要去玉带山，还带着一束白菊花，显然是要祭奠一个亡者了，不知道他要祭奠谁？这又与今天讨论的规划有什么关系？
汽车沿着人工开业的公路盘曲而上，在山顶的一座门楼前停下。
下车后，刘书记神情肃穆地捧着花走进大门，一帮人静静地跟在后边。
一条曲折的小石径蜿蜒在苍翠的柏树林间，沿途可见一座座墓碑立在树林中。
最后穿过一片柏林，刘书记在一块高约两米宽约六七十公分孤零零的墓碑前停下，将鲜花放在碑下，朝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三躬。
大家也跟着鞠了三躬，心里却越发纳闷，不知道这里安葬的是什么人，因为墓碑上一个字也没有。
李炜有沉重的口吻说：“这里安葬的就是曾经的华南县委书记成长军同志。”
大家都觉得意外，据他们所知，成长军八十年代初就离开了鹤城，调往南方老家工作，最后在省委副书记任上退休。这是县志上记载的。他的老家在南方啊，为何会葬在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