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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熙苦闷的喝着酒。又想到了自己的妻子甑氏，还有两个小公子，他们俱都在翼州，现在不知成了什么模样，想到这里，袁熙更是心烦气燥，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怪自己的两个兄弟，还能怪的了谁？
恰在这时，有人来报，城外出现一队车马，夫人、公子俱都回来了。
袁熙大惊，于是立即带人去城门处看，果然看到甑氏自车驾下来，他下令开城门，心情总算是爽朗了一些，嘘寒问暖之后，才注意到了甑氏背后，笑吟吟的简雍。
“不知这位先生是谁？”
简雍道：“东武侯帐下别驾简雍是也。”
袁熙听到东武侯三个字，心底便猜测出了几分，来者是客。更何况对方送回了自己的妻儿，袁熙命人带着甑氏回府，请简雍到治所，问：“不知先生前来，有何见教。”
简雍道：“一来是送贵夫人，二来乃是奉东武侯之命，前来奉劝袁将军。”
“哦？”袁熙表现的异常镇定，微微一笑道：“奉劝我?”
“正是，袁家四世三公，乃是名门中的名门，东武侯亦是佩服的，只是袁公撒手，恰恰两位袁公子却不争气，令东武侯趁虚而入，这是运数，既如此，袁二公子何不前往翼州，东武侯向来对二公子欣赏的很，定会给予厚遇。”
袁熙沉吟不决，正如他所想的，请辽东势力进入河北，虽然能搅乱高谨，可是于他并没有多少好处，到时最多也不过是另一场引狼入室的把戏罢了，至于那一对远在并州的兄弟，恐怕也很难有所作为，指望他们。倒不如指望匈奴人和乌丸人。
事实上，听说河北大乱，匈奴单于呼厨泉与乌丸大人蹋顿二人俱都磨刀霍霍，若是与他们联系，请他们入关进击高谨，亦是不错的主意，只不过，袁熙明白，请神容易送神难，袁熙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匈奴是古老的民族之一。《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在各异族之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
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悼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宫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发生内江。神爵四年，匈奴左地贵族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宣帝五凤元年，釀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五凤四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战斗失败，单于庭遂为郅支占有，于是呼韩邪决计降汉。
呼韩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见天子，汉隆重接待，居之北边。赈以谷食。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
汉元帝建昭三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于是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赐之。白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居庸关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刘秀建武二十四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今南单于徒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行。至汉和帝永元二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千右。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之。汉两次遣军大举远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较之前汉武帝时，费力少而战功多。北匈奴主力从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万户，皆为自北南下的鲜卑人领属。从而促成了鲜卑日后的强盛。
最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浊，外戚和宦官迭相揽权，国事日非，下民困苦。不仅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中原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被镇压下去。但其他汉胡人民的起义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
灵帝中平五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董卓带兵人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于挟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于扶罗死，弟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并州、幽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当时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
只不过此时南匈奴虽然早已依附汉王朝，可是呼厨泉亦开始野心勃勃起来，毕竟河北大乱，若是能趁机占住河北，则南匈奴便可觊觎天下，此时突然作乱，便联系了袁熙，希望借着与袁熙联合的名义，南下攻高谨，以获得河北。
至于鲜卑乌丸人，则更是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入寇，意图争夺河北。
鲜卑这个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文明开始接触应该算是蛮早的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典籍中就出现了“鲜卑”这个词样，不过那时指得是衣服上的饰物，带钩。当然了，当时尚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因此，也不独有“鲜卑”这一个词，见诸与典籍中的“犀毗”，“师比”，通常指的都是这种东西。而“鲜卑”成为一个民族的称谓应该在汉代，“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说起东胡诸族，在上古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它也被叫做‘屠何‘、‘徒河‘、‘屠各‘、‘独孤‘、‘达‘、‘大贺‘、‘独活‘、‘唐兀‘等。正如有戎一族成就了齐秦两国一样，东胡诸族在战国初期也催生了一个具有强烈的草原尚武气息的赵国。赵武灵王胡服射骑，正是看到了东胡诸族的强处。不过，这也带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东胡和戎的关系。“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中有戎无东胡认为，东胡和戎很可能是一种继承的关系，东胡有可能是戎的一个分支。该说法认为戎族在春秋时为齐秦两国所压制，分成了若干小部落，而到了三家分晋，由于山西一带骤失强力的政权和武力，因此，东胡作为一个新的部落开始崛起，逐渐的取代了戎族在中原诸国中的记忆。并在秦末汉初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对整个中原王朝而言都不可忽视的力量。
鲜卑第一次为中原王朝注意应是在东汉早期。而在此之前，作为中原的汉王朝的最大敌人的，则是曾经击溃了鲜卑祖先东胡的另外一只彪悍的游牧部落——-匈奴。
汉帝国与匈奴就好比西方历史上的罗马与迦太基。两者之间战争经年，打仗打的是翻天覆地，连累的周围的小国也是战战兢兢，如草附墙。这个名单上的名字足足有好长一串呢，车迟，楼兰，月氏，丁零…等等等等，而鲜卑的先人东胡只怕也在其列。…。
所幸运的是，一方面由于内乱，另外一方面也由于西汉帝国的不断打击和压迫，匈奴的势力在公元前60年前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由冒顿而建立起来的匈奴帝国旦夕之间烟消云散，所承袭“匈奴”这个强悍的名字的不过是若干个内讧且争相向中央王朝的汉帝国屈膝求赏的小部落而已。鲜卑先人的生存环境一下子好了很多。它开始逐渐的强大了起来，并开始以所居住的地方的“鲜卑山”而自称为鲜卑。
不过，这个时候，鲜卑还是比较弱小的，相比曾经和匈奴纠缠多年并最终取得了顺利的汉帝国而言，这个时候的鲜卑并不比国内的流寇要强大多少，甚至连西域的鄯善，车师北面的高句丽都比不上。无需帝国皇帝的劳心部署，一个太守就可以轻易的将之击溃了，剩下的，或者只是史官们大大咧咧的在史书上记上一笔而已。——-附带说一句，这个辽东太守祭肜也是一个强人了，据说他能拉开300斤的强弓，打仗的时候也常常身先士卒，不让与人，实在是条响当当的汉子。
在意识到了汉朝的强大之后，早期的鲜卑采取了卑躬的政策。鲜卑的这种态度显然得到了汉帝国的高度嘉许，“三十年，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於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毕竟，在经历了王莽篡汉以及绿林铜马之后，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现在的东汉帝国实在是需一段时间来休养生息，更何况，北方的疆土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安定。除鲜卑之外，尚有乌桓，匈奴蠢蠢欲动，实在是没有再招惹起一个敌对的势力的必要。
但是，在公元97年的时候，这样的局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汉帝国的大将军窦宪一举击溃了袭扰帝国边境多年的匈奴势力，北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受到了重创的匈奴开始分化，甚至有相当的一部分开始融入了鲜卑血脉。“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内部唯一能对鲜卑产生莫大的影响力的祭肜的又因病而故，继任辽东太守的其子祭参虽曾军征战有功，但无论是号召力还是慑服力上，都远远达不到乃父的高度。祭肜既武勇过人，又不失长者之风，后汉书认为就是古代的名将司马穰苴也不过与此，甚至连敌人对他也都无比的尊敬，祭肜死后，“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祭肜的魅力，实在是了不得。其子与他相比，不过是一个干将而已。帝国在辽东的处境，已是相当的不妙了。
公元97年，鲜卑开始对帝国的东北地区进行了试探性的侵袭，帝国促不急防，“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因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劫掠而造成了一个太守的连罪死亡，这在帝国长达400年的历史上依然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中央机构由此而产生的震惊可见一斑了。
但是，鲜卑的扰动却并没有因为帝国的震惊而停止，事实上，虽然帝国在稍后的战斗中又一次的击败了鲜卑的势力“十三年，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但是此时的鲜卑已不是当时的小部族了，一次两次的小失败已经不足以令它屈服了，稍做休整，…。
鲜卑卷土重来。“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这次甚至连地方行政长官都死与斯仗，东汉王朝实在是没面子至极。
于是，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下，一方面各地方也开始加强了军备，另外一方面，帝国也开始对鲜卑内部开始分化，“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大棒备着，胡罗卜放着，应该说，汉帝国的举措在当时还是很明智的。
但是，假如鲜卑就此瓦解的话，那也不成为鲜卑了。在逐步的适应了帝国的柔化政策后，鲜卑开始加大了进犯的力度，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雁门、定襄、云中各郡一夜之间战火迭起，各地上报鲜卑肆虐的军情在皇帝面前摆放了足足有那么厚厚的一堆。
自元初年起到阳嘉元年间，鲜卑的铁蹄无处不在，无数的鲜卑部族时而分，时而合，分则一去千里，合则袭城掠财。面对这样的敌人，东汉帝国成了一个很大的苦主，偌大的边防军队失与鲜卑部落式的进攻方式，甚至连决战的机会都无从入手。各个郡县的自发性抗击虽也收获了不小，但也有云中太守成严，代郡太守李超等两位市级官员死难，实在是入不敷出。再算上被抢夺走的财物和弥耗的军费，北疆一带几无法进行必要的生产劳作而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军事上的失利而在政治上造成的动荡，鲜卑之乱甚至有过与匈奴…汉帝的头都大了。
平心而论，在对待帝国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上，东汉帝国做的委实不如西汉。总的来看，这其中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对手的实力和规模。西汉时匈奴独大，在经过了冒顿的盛世之后，匈奴在结构组织上已然相当完善。除了保持了游牧民族追逐水草的特质之外，在行政管理军事组织方面，已经和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也就使得西汉得以在广袤的大草原上与之展开大规模决战。而对于东汉政府而言，其时匈奴势微，北方草原上可以说是群雄林立，除去死而不僵的匈奴之外，乌桓，鲜卑都不可小觑，可无论其中的哪一个，都远远没能达到西汉时期匈奴的高度。基本上都是各个部落或者若干个部落联盟与王朝的争斗而已，如西汉时期动辄数十万的倾边入寇相比真是天上地下。这个也就使得后汉帝国在应付这方面的事务的时候显得相当的为难，明明攥紧了拳头，可是就是找不到明确的打击对手…这种尴尬的确是难以处理的很。
其次是帝国的国力和政策。在经过了王莽的篡汉之后，东汉帝国虽然依旧保有帝国之名，可是国力军力都一大不如前了。下面是东汉和西汉的一个人口数目的大致情况，东汉与鲜卑争斗时期的衰弱，可见与斯了：
而即便是这样，在帝国国内，乱事也是连绵不断。汉永元十三年有许圣起事，永元十四年，有烧何羌起事，汉永初三年，又有张伯路起义汉永初五年，再是杜琦、杜季贡起义…帝国对于国内已经是自顾不暇了。
国事如此，如西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民间骑兵储备，有东汉一代，简直不敢想象。因此帝国在处理边境事物的时候，往往采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买平安的赎买政策，以及以胡制胡的牵扯政策。但是，如此以来，年年是耗资亿万倒是罢了，最主要的是，这样也就助长了游牧民族的嚣张气焰。
不过，幸好的是，尽管中央政府相当的无能，但是这个时候，鲜卑却自己招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不过，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尽管帝国依旧采用了以胡制胡的政策，但与初期有了很大的区别。在初期，帝国几乎是抱着一种完全信任的方式来驱使其他民族的，帝国只需要负担军费而已。这样不但弱化了帝国在这些部族中的影响力，降低了这些部族对帝国的畏惧，更主要的是，这样无法将帝国和其附庸的战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而现在则不同了。帝国不但继续大规模的驱动匈奴，乌桓的骑兵，更主要的是，帝国也开始将自己的战力融其中了。这就使得双方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黄巾起义之后，鲜卑人终于开始肆无忌惮起来，此时河北大乱，正是乌丸鲜卑人趁势而起的时机，他们怎么会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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