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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这么一身骨头架子嘛，同志。”李冬生用手捏了捏被他握着的张孟华的右臂。
张孟华挣扎出胳膊，半倚在床头，严肃地说：“任政委、关政委也不比我胖。何况，我比他们年轻，担子也轻，身体底子也比他们强得多。你说，这能是假的么?”
李冬生默默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什么来了。
“老李，”张孟华冷静下来，右手在床沿上机械地抚摸着，低着头说，“我和部队在一起，虽然也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总能给革命增加一点点力量吧?哪怕是一点点力量，也是应当使出来啊!要不，我张孟华算是个什么样子的**员呢?”
李冬生凝视着瘦弱的张孟华。他从张孟华那冷静而蕴藏着极大热情的眼光中看
出了他的思想。李冬生知道他是个坚强的同志，不愿离开部队的心情是完全可以体会
得出来的。他也了解，张孟华的病和伤都不是不严重，上级命令留在当地养伤，也是出
于无奈。他想背上他走，可是，命令终是命令啊!对于李冬生说来，一旦离开这多少年
革命斗争中一直在一起战斗的伙伴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啊。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六
两军团在贵州省秀山南腰界会师之后，他们就一直在一起。一起忍受了会合后初期的
艰难岁月，吃不上米，在野地里烧生苞谷，剥野松子仁；穿不上衣服，全都半赤着身子；
子弹少，部队减员，连土匪的部队都打不掉……他们一起也度过了胜利战斗的岁月。
会师不久，打开了湘西多少城镇，活捉了敌人师长张振汉，打死了黄埔军校科班出身的
赫赫扬名的白军嫡系师长谢斌，开辟了声势浩大的湘鄂川黔滇边苏维埃根据地。那时
候，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现在党中央指示
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这个伟大的进军中，两个人又在一起冲破了多少困难，粉碎了
敌人多少次攻击。哪一次战斗，李冬生身旁没有张孟华?哪一次党的会议上，李冬生
没有听见张孟华沉着而细致地发言?每当李冬生暴躁起来，是谁用冷静的眼睛看着
他?是谁说出了令人心服的话?有粮食，指导员先让给战士；有危险，指导员却站在最
前边。怎么能离开这样一个好朋友、好伙伴、好同志呢?今天，李冬生又看到那副冷静
的目光，他又怎么能掩饰得住那流露出来的留恋、痛苦、难过的神情呢?李冬生默默想
着……半晌，他走过来，扶住了张孟华的肩头，斩钉截铁地说：
“老张，不行，绝对不行。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讲不明白道理，也说不服你，我只是
不让你再说走。你只能好好地安心养伤。”
张孟华盯了一阵李冬生，又马上离开了眼光，好像还要分辩什么。李冬生截住了他，干脆地说：
“老张，不，指导员，我是执行上级命令送你到这里来并且已经把你安置好了。明
白吗?我是执行命令，你也必须当命令来执行。商量是不成的。你的任务是把身体休
养好!”
李冬生说完了这番话，内心非常痛苦。他像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一样，呆呆地坐
在床沿上，一言不发。
屋子里沉闷得一点响声也听不到。
“老李，你得走了!”张孟华看了看窗户，打破了沉静。但是李冬生好像没有听到。
又是一阵沉默。
“老张，我得走了!”李冬生说着却并没有站起来，只是留恋地看着张孟华。当张孟华听着这句话抬起头的时候，他又迅速地垂下眼光。
张孟华要站起身来，李冬生站起来，又扶他躺下。
李冬生站在床前。茅屋里，静悄悄的。
桌上的油灯开满了灯花，屋子显得更暗淡，灯光一闪一闪，每一秒钟都显得异常的安静、闷人。
张孟华脸涨得通红，他抑制着伤口刺激得难忍的疼痛。事情如此明确，他反而显得平静了，可是，只要你看到他那只伸到床角的手时，就会感到它在微微地、不停地颤抖。
张孟华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双草鞋，递给李冬生，平静地说：
“你走吧，赶部队还够你跑一阵子的。”
李冬生两眼不离张孟华，默默地接过草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老李。问同志们好!见到了贺军长和任政委他们，就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老大爷照顾得很周到，像我父亲一样，群众也很可靠。等我伤口一好，我会想法赶部队的，一定会赶上部队的。”张孟华将床沿上的竹条子拧得咯滋、咯滋作响。
李冬生只是抓住自己身上背着的二十响盒子枪的枪背带，依然沉默着。
“走吧，快天亮了!”张孟华扶着床沿，走过来，手搭在李冬生的肩头上，极其温和地说。
李冬生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随着指导员的手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走向门口。
张孟华倚着木桌子，看着李冬生的背影。他们都是异常的沉静。
李冬生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从身上搞下那支二十响的匣枪，放到桌子上，默默地看了看张孟华那双要拒绝的眼色，才说：
“收下吧，你会用得着它的。”
张孟华要说什么，李冬生又说：
“上级同意我的。再说，我刚才又搞到一支。”他看着张孟华，然后，他扶着张孟华到竹床前边，把他扶持躺下，给他盖上被子，掖好了被角，将那支匣枪压在枕头底下，这才伸直了腰，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指导员发怔。
“走吧，老李……”张孟华闭上了眼睛。眼珠在眼皮里不停地跳动着。他双手抓着被子，紧闭着嘴，牙咬住嘴唇。从外表看来，张孟华好像是疲倦了，要入睡了。
李冬生转过身去，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趁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张孟华。张孟华正睁大了眼睛盯着李冬生。
“指导员……”李冬生扑到张孟华身边，连人带床都被他抱紧了，竹床响了几下。他的眼里流出了豆大的泪珠。
“好疼，老李。”张孟华鼻子一酸，却忍住了泪，强笑着说：“走吧，走吧。看你，倒像我要完蛋了似的，只要我好了一点，就能找到你们。”
李冬生站起身来，又看了看张孟华，猛地转过身去，推开门，连站在门外为他们放哨的杨大伯也没看见，便跨开大步，朝小路上走去。
杨大伯一直守在门旁，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满了热泪。他一直看着李冬生消失在晨光熹微中，才闭紧门，走向竹床。
张孟华仰面躺在床上，一直是睁着两眼，盯着茅屋的草顶子，他想着红军部队，想着李冬生，想着何强、孙英、王大田，也想着红军征途中的困难。一会儿，他闭上眼，翻来覆去地转身，怎么也睡不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偷眼看了看杨大伯躺在床上，大约是睡着了，便轻轻地爬起来，点上灯，从小包袱里拿出一本“小学生地图”，坐到桌前，埋下头来，仔细地看着，思索着。
“青年人啊，别折磨自己的身子，”杨大伯也坐起来，给张孟华披上衣服，俯下身来，看着摆在张孟华面前的地图问：“这是什么画书?”
“地图!”张孟华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困难啊，这条路。”
“你说什么?”杨大伯走到张孟华身旁的凳子上坐下来。
“人家抗日是冲破层层困难，天天都在战斗，而我呢?我养好了病，有充足的路费，还有地下党的保护，像个老爷似的，坐洋船，乘火车，大摇大摆地到北方，哼!这够多享福啊!这怎样对得起同志们?这不叫抗日，这叫旅行!”张孟华想了半天，才慢慢地回答杨大伯：
“我说北上抗日救中国!”
这句口号式的话，是当时红军中最流行的，这句话包含着许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复杂的思想和感情。在长征中，这句话像一盏明灯，即使在最曲折黑暗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一想到“北上抗日救中国”，好像一切困难和黑暗都向红军低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