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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到两晋，中国内地的僧人几乎全是西域胡人，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时，汉人出家受到一定限制。史书上曾记录：“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人皆不得出家。”
当然，这种限制并不十分严格。也是在东汉时代，出现了第一位汉人出家者严佛调，他曾与安玄合作翻译过一部佛经《法镜经》。
三国时代，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汉时，佛教还没有传到东吴。三国时，外籍僧人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先是月氏人支谦来到东吴，受到吴主孙权的重视，翻译佛经多部。之后，康居人康僧会来到吴都建业(今南京)，在孙权的支持下首建佛寺，称为“初建寺”。
三国时，佛教在魏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汉人出家的越来越多。不过这些僧人还没有严格按照佛教仪式规定出家受戒，只是剃除了须发，穿上了僧服而已。到曹魏末年的嘉平年间，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接受僧众的请求，翻译了一部称作《僧祗戒心》的律典，并“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高僧传》)这就是说，自魏嘉平年间，因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中国汉地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僧人。
两晋时期，当时，佛教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凉州地区是胡僧来到中原前的中转站，那里政治相对安定，许多西域僧人到内地前，往往先在凉州学习汉语，一些重要的佛经翻译也出自凉州。凉州往南，便是关中，于是长安成为佛教传播的一个重镇，鸠摩罗什是那里的核心人物。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是庐山，那里是慧远僧团活动的地方，不过承担南方佛教事业的慧远已经是汉族人了。
到北魏兴起，平城与洛阳先后成为佛教重地，这明显地反映在石窟艺术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开窟造像的中心移到了龙门。其中孝文帝迁都后及宣武帝时期是第一次**。现存石窟2000多个，造像10万多尊，其中三分之一在北魏时完成。在南方，佛教在建康(今南京)也盛极一时。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西向东，再自北而南，西域僧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南朝四百八十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曾一度成为“国教”，对当时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风靡是由若干条件决定的。首先是佛经的翻译。
佛教起源于印度，各种佛经都以梵文书写，只有将梵文的佛经译成中文，才能使佛教教义为人所知。最早的佛经汉译本是《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东汉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共译。到两晋南北朝时，译经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参与译经的人数之众，译出佛经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译经涉及的佛教流派之广，均属空前。当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例如道安、真谛等。特别是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翻译的众多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都有极大影响。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译经已经500多部。而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和尚更西行取经。他从长安启程，经西域诸国，来到印度、斯里兰卡(当时称狮子国)求学。公元412年乘船回国，前后共13年多。回国后，他来到建康，与其他名僧合作译出取回的佛经，又写成了《佛国记》。
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介绍与阐发。不少僧人通过玄学清谈和世家大族来传播佛教。在援引中国的传统概念来翻译、解释外来的佛教概念的同时，中国僧人也对佛学进行阐释，对教义进行改造，这其实是佛学中国化的开始。一些高僧如支遁、于法开等不仅精通梵文，也精通义理。僧肇、慧远、竺道生等更是提出了各自的佛学思想。他们的努力，为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教义的深入人心，佛教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佛教信仰在民间广泛流传。前生今生、生死轮回、投胎转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观念，观音菩萨、如来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的信仰，此时广为流传。一个中国化的教派——净土宗正在孕育。建寺立塔、开窟造像，这些求福积德的宗教实践，风行于五六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民间社会是佛教的天下。
封建帝王的支持和扶植是佛教大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如北魏一朝13代帝王，几乎人人大力扶植佛教。北魏初年，天下寺院有6000多座，僧尼7万余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其僧人人数猛增至“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在东晋南朝，如同北方一样，
佛教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也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东晋时代，首都建康的道场寺和庐山的东林寺成为佛教的两大中心；皇室及名门士族与僧人的广泛交往成为一时的风尚；名僧辈出，佛教义学盛极一时；皇帝亲自颁旨造寺度僧，这些都推动了僧人人数的进一步扩大。
南朝梁武帝对佛教的崇信达到了极致。在梁朝建立3年后，梁武帝下诏宣布自己事佛，并从此遵照在家佛教信徒的戒律修行：礼佛诵经、吃素断酒肉，并运用皇权优待僧人、广建佛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南朝佛教很快达到极盛。仅京城建康一处，就有寺院500余所，僧众10万余人。这些寺院僧人拥有丰厚的资产和大批奴婢，俨然成为一批僧倡贵族。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一些僧人直接受到皇室雇用，权势很大。他们有的出入宫廷，有的代表皇帝出家，或者被皇室请为“家僧”。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皇家供给，而皇室给他们的金银财物、车马随从等赏赐更是惊人。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江南春》这样描述南朝寺院的繁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融合儒佛道三教，着重宣扬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思想。他著有许多佛经注疏和佛学论文。梁武帝还创办了水陆大斋、无遮大会等法会，亲自讲经说法，并制定了《涅粜忏》《大般若忏》等。为了表示对佛教戒律的重视，他明令禁吃肉食，著文反复阐明禁吃肉食的重要性。由于他的倡导，汉地佛僧改变了原来吃三净肉的习俗。素食习惯成为汉地佛教的一大特色。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的发展已达到极盛。佛教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日本、高丽等国派遣僧人来中国求法，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北传佛教中心；佛教寺院的建筑、佛教石窟的开凿、佛像的塑造、佛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以及佛教对世俗文化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佛教僧人及寺院的发展也一发不可收拾。《旧唐书》中说：“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
在这种情况下，到唐武宗时不得不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佛教的运动。在3年间，勒令拆除寺院4600余所，小庙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多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不过，唐武宗打击佛教运动只起到了短期成效，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发展。这是因为他的继承人没有执行他的政策，而是和他的先辈一样，扶助佛教发展。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佛教向纵深发展，更加深入民间，佛僧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故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如严禁私造寺院，严禁私度僧尼，限制度僧人数，来限制佛教僧人及寺院的发展规模。这种势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据清朝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僧尼人数约为80万。
天下名山僧占多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年代，寺院多建在城市，特别是洛阳、长安、建康等大城市，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佛教僧人逐渐把活动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幽雅恬静的大山之中，所以有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谚语。
自南北朝起，中国的名山就逐渐与佛教僧人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出现了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
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又称为“四大道场”，因为它们分别被作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的道场。
五台山极盛时，五峰之内寺院多达300余座，至今尚存100余所。著名的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寺院。其他还有塔院寺、金阁寺、佛光寺等等。五台山佛教还有一大特色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有自己的领域。青衣僧(汉僧)住显通寺、塔院寺、金阁寺、灵境寺等，黄衣僧(喇嘛)住菩萨顶、金刚窟等寺庙。
峨眉山现有佛寺70余所，其中万年寺是普贤菩萨的中心道场，历史最久，香火最盛。其他著名的大寺还有伏虎寺、报国寺等。
普陀山佛寺基本属于禅宗，都以供奉观音为主。历朝相继建立寺院，一度有寺院庵堂218所，僧尼2000余人。其中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被称为普陀“三大寺”。
九华山鼎盛时期，佛寺达300余座，僧众4000余人，香烟缭绕，终年不绝，故有“佛国仙城”美称。现在还保存78座佛寺，以化城寺、祗园寺最出名。
除了四大名山，凡是名山几乎都与佛教密不可分。如五岳的中岳嵩山有少林寺，这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南岳衡山有著名的般若寺，禅宗六祖惠能的嫡传弟子怀让曾住此寺30余年；北岳恒山有中国寺庙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悬空寺。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有被称为“四大丛林”的著名佛寺：当阳玉泉山寺、苏州灵岩山寺、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都建在山上。南宋末年的宁宗时代，曾对江南禅寺评定等级，由此产生了“五山十刹”，其中的“五山”指杭州的径山、灵隐山、南屏山及宁波的天童山、阿育王山。
总之，在遍布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间，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从人烟稠密的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的边缘乡村，到处都有中国僧人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