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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年轻人很少忧郁，他们健壮结实，他们活蹦乱跳，因此他们经常热血涌动，大脑充氧。另外他们还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和经历，前途的坎坷被他们热气腾腾的想象一扫而光，所以他们也无法有深谋远虑，也就少有忧郁。奇怪的是竟然也有不少年轻人患上忧郁症，特别是女孩子。《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简直就是忧郁的冠军，幸亏贾宝玉没和她结婚，否则绝对会被她折腾死不可。我认识的一个相当聪明的女孩子，她的忧郁简直就是召之即来，而且挥之不去。突然的一个上午或是下午或是傍晚或是说不清的什么时候，她就“感觉不好”或“没什么意思”了。我说这是无病呻吟，她立即柳眉倒竖，说没有原因的痛苦是最高档次的痛苦。问题是她经常向我倾诉这种高档次的痛苦，那半死半活的表情，弄得我也神经兮兮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忧郁的资格。也就是说，不是随便谁想忧郁就能忧郁的。忧愁是物质的、**的，忧郁是精神的、灵魂的。精神和灵魂上的事何等了得，你必须读些书，识些字，懂得贝多芬是弹钢琴的，毕加索是画画的，并且还知道喝咖啡时加鲜奶与加“伴侣”的滋味有微妙的差异，这也许才有幸进入忧郁的档次。
你大概会觉得我是在讽刺忧郁，那你就错了。我是在说真正的忧郁是需要文化的，是需要深邃的思维能力的，是需要高层次的文明环境的。人生读书忧患始。据有关专家调查，患忧郁症的，知识分子比没有文化的多无数倍。尤其是搞文学艺术的，特别是诗人，大多数都有忧郁症。他们往往一面吃着面包香肠，品着红酒咖啡，一面大谈悲观主义。处于极度贫困的人是无法理解忧郁的。记得小时候我们饿得两眼放射绿光，冒着被摔死的危险爬到槐树最高的枝权上，摘下最后一串幸存的槐花吞入腹中充饥时，突然听说附近一所大学的一个老教授因长期忧郁而自杀了。据说他自杀时是把毒药兑进早餐的牛奶中喝下去的。我们全体爬树的孩子气得大骂起来，有牛奶喝还他妈的自杀，活该倒霉!也许正因为是这种低档的思维，所以才有了后来“文革”风起云涌的愚蠢激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物质富足之后，产生忧郁的土壤就更加肥沃。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们富得不耐烦了，整天痛苦地抗议：实验室给兔子、老鼠和猴子之类的小动物作试验时不注射麻醉药，使小动物们遭受难以忍受的疼痛。这种关心兔子老鼠痛苦的举动，差点就笑掉我们的大牙，真是吃饱了撑的!
但我却渐渐发现，经常忧郁的人并非无病呻吟，凡是他“感觉不好”时，往往是天气不好或环境太吵或太静或刚刚干完一件事有点百无聊赖时。我还发现，有忧郁症的女孩子一般身材比较瘦弱，苍白的皮肤下面可以看到蓝色的血管，也许有轻度神经质，也许胃肠功能欠佳，但睡眠绝对不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力气热情，更无法热血沸腾，为此大脑供氧不足，细胞就无法乐观地工作，应该说这是一种病态。然而让我疑惑不解的是，患忧郁症的年轻人似乎都挺深刻甚至尖刻，连服装的颜色也都趋于冷调，而且要他们笑一下非常艰难。如果有忧郁症的人爱好文学，我觉得他们更适合搞理论和评论。意外的是他们对情感却不冷，谈情说爱往往比一般人还要激烈，这种激烈在当今复杂并浮躁的生活中，恐怕不是什么优点，弄不好要啮碎自己的心。我希望患忧郁症的年轻人大口呼吸，使劲蹦跳，多晒太阳，让血液在身体内涌动起来，也许就会冲淡冰冷的忧郁。倘若这样还无效，那只能去看医生。真正的高贵绝不在类似于住进某高尚小区或加入某顶级俱乐部这样的身份认同上。
富贵生活
文／塞林
我们对于真正的富贵生活总有一种天真的好奇和向往，所以我们乐于看到此种电影场景：某位隐姓埋名的小子，一直被“市井小人”和“中产阶级”讥嘲，后来因为各种机缘，他的身份曝光了，人们才发现他居然是亿万家产的继承人!于是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我承认，我喜欢看到这样老套的场景，我喜欢看到人们被巨大财富吓着的惊愕甚至惶恐的表情。这只能说明我是个庸俗的人。
我们对于富贵生活的想象力还相当有限。有次与朋友一起吹嘘，说等有钱了，一定要买三辆“宝马”四辆“奔驰”，而且一定要让它们全都露天停靠，任凭日晒雨淋，毫不心痛!还有位作家说，她曾经试图在小说里写一下富人在豪宅里的生活，结果一不小心就犯下“来了个朋友，于是我抱着被子去客厅睡沙发”这样的低级错误。
我只是听说，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华盛顿湖附近的豪宅造价。7500万美元，占地6万多平方英尺，这是一幢“智慧化高科技巨厦”。“甲骨文”主席埃里森则在硅谷买下9公顷土地，花上亿美元造了一座日式“皇宫”。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房子也值800万美元，由于出入贵客多，他在宅子里设置了红绿灯以维持交通安全。
中国的富人紧赶慢赶，也开始渐渐拥有属于自己的招人羡妒的招牌式、广告化的生活方式。黄集伟《非常猎艳》一书中曾介绍过他们表演性极强的生活状态，比如，杨澜“喜欢在上海居住，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陈冲则是早上在台湾吃最新鲜的牡蛎，傍晚却已飞回香港参加一个好友的生日派对，而次日凌晨，陈小姐已然飞往美国接受采访……对于这样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大多是小资式的艳羡，少数是王朔式的消解——“其实都是吃炸酱面的，装什么大头啊!”就像电影《有话好好说》里姜文演的那个结巴攻击富商刘德龙一样：“刘德龙，有什么呀，前两年，他还在那儿倒麻包片儿呢!”但是追求“由富而贵”之心天下皆同。前两天，在某本刊物上读到一段话：“现实中，乌托邦生活者在中国是突然冒出来的一群，他们出入于北京顶级四大私人会所，以‘美元的终身会员资格’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何谓北京四大会所?就是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北京中国会、美洲俱乐部。加入这些会所者“非富即贵”，各需缴纳1。5万到二万美元的会费，每年还需交1000多美元的年费。会员们要么是大商人，要么是高官，大多都是“海归”，他们在这儿的生活当然是非常精致非常“上流社会”的，这就不去说它了吧，只说一个细节：某俱乐部会员都拥有一个私人的雪茄屉，里面恒温、恒湿，以保证雪茄的质地不受任何影响。我知道有一个英语单词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那就是exclusive。一家exclusive的俱乐部意味着，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到这里纯粹是想找些志趣相投，彼此在事业上也都奋斗有成的人，共同分享一种成功的感觉。”一位会员说。这样的说法透露出会员加入俱乐部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感，通过加入俱乐部来凸显自己的身价。
每个人都有对于“身份”的追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用“大哥大”、吃西餐、开奔驰、打高尔夫球都曾经或仍然是身份的象征。在这里，形式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功能的实际价值，很多人热衷于透过身份表演来传递自己所享有的生活魅力，否则即如锦衣夜行，非常不过瘾。这种心态在一部分刚刚富起来但还没有“贵起来”的人群中尤其普遍。
但是显然，这些都比不上加入一个排他性很强的俱乐部来得更有身份上的荣耀感。试想一下，“酒吧的一角里，一位正在等候自己邀约的客人的先生顺手操起了台球杆。台球与球杆的撞击声中，午后的阳光依然有些刺眼，细心的服务生轻轻地合上了木制百叶窗的叶片。要等的人来了，玩台球的先生匆匆地走向自己预订好的会议室。而酒吧一角分隔出的中国茶道区里，旗袍打扮的茶道小姐凝立在中国风格的背景音乐里……”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环境，更能令人产生“自己是贵族”的美好想象呢?
所有的喧嚣，所有的拥挤，所有的汗臭，所有的烈日下的奔走，所有的长途车厢里的窒息，所有卑微而辛苦的劳作，都远去了，都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群人的命运。也许曾经贩过麻包片，也许曾经吃过炸酱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在这里，在俱乐部里，他们发现自己属于这里，他们衣着讲究，仪表修饰得当，他们内敛而沉着，他们高贵而骄傲，蔑视在尘土中穿行的人(虽然这些飞扬的尘土与他们的汽车有关)，他们彼此有默契，一个眼神就能相识，他们惺惺相惜，他们是用美元享受生活的人。美元呵，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