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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的“三问”已经过半，虽因无人插话而进展顺利，可这“一言堂”的痕迹太过明显了，又让人有些孤立不安。于是，弘毅器宇轩昂总结完“第二问”，并没有急着往下说，而是环顾四周，希望用目光找寻一位合适的“托儿”来烘托氛围。
“皇上，贝勒爷所言极是！郑氏水师也的确堪用！崇武海战之后，我朝水师一蹶不振，如今郑森已归，东南平定。若是能任用同安王统帅我大清商船，收以船养船之奇效，奴才以为不用多久，大清属海所及之处，必定四海升平！”“懂事”的兵部尚书噶达浑，最先明白了小爷的意思，急忙出来“应景儿”。
噶达浑一提到“崇武海战”，除了弘毅，其他人都是紧张的看着皇帝，齐齐选择了沉默以对。原本准备对噶尚书大加赞赏的弘毅，看到众人一派坐蜡神情，反而不知祸福，犹豫起来。
众人为何踌躇？为何等着皇帝表态？其实，小贝勒爷刚才评定郑芝龙“心怀华夏、扬威海外”，众人也都跟着点头了，原本就可以“三问”结束了。可噶达浑却提及了一件十分尴尬、甚至让大臣们颇为忌惮的事情！
本来嘛，一个大海盗是不是心怀华夏，大伙都不知道。但是他确曾“扬威海外”，这是一定的，贝勒爷和老玛法都说起的那次金门科罗湾海战，将荷兰红毛打得落花流水就是明证！但郑氏水军的厉害，不仅荷兰人品尝过，我满清水师更是“深受其害”。究其始末，正是噶达浑所说的“崇武海战”——
清承明制，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顺治初年，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顺治八年，福临明智地预感到，东南郑森等人不会在短期内归顺朝廷，于是果断循明代旧制。开始在沿江、沿海各省设立水师，分设“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建制，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及以下各级武员，一如陆营步马军之制。福临同时明确，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保养修整的年限为：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
这种“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可以勉强对应后世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军编制，大体上为：每镇兵员为12500至12600人，辖步兵两协（每协4038人）、一马标（1117人）、一炮标（1836人）、一工兵营（667人）、一辎重营（764人）和一个军乐队（51人）；每协辖两标，每标2005人；每标辖3营，每营659人。营分4队。每队3排，每排3棚，每棚14人。
八年秋七月十一日。福临下旨核定广东一省官兵经制，着重加强了针对郑森势力的东南水师建设：
广东水师以广州为主要驻泊地，设“水师总兵官”一员。旗下分“左、右二协”，每协又各设左、右、中三营。
水师左、右两协分别下设副将一员。辖兵一千五百名。其中，中军兼管左营都司一员，兵七百五十名，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左协右营都司一员，兵七百五十名，同样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左右两协合计兵员三千名。
同时，再设水师镇标“左、中、右”三营。相当于三个“机关直属驱逐舰支队”，各辖兵一千名，合计三千名。各营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水师镇标旗鼓守备一员。
于是，广东水师建制为：“主力部队”直辖兵员六千。又分别在肇庆、高州二府分设水师参将，各辖水师一千名。也就是说，当时大清“东南舰队”主力兵员合计八千名：“主力舰队”六千人，肇庆、高州两个“分舰队”各一千人。除此之外，还在吴川、虎头门和香山澳、南澳、海丰、柘林、阳江等六处各驻扎水师一千名，合计也是六千人，不过却是“水警区”性质，只“以资分防”、专事守备。
历史证明，福临的眼光的确老到：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郑森率领南明军队取得江东桥大捷胜利、收复长泰之后，随即挥师进攻漳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虽然年轻的广东水师成立不足一年，但此时却不得不走出广州湾的寰护，去海上迎接实战的考验，而且，对手是继承了郑芝龙几乎全套班底的郑森舰队！
顺治九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终于以广东水师为主、集结周边各省水师为辅，派出了数百艘船只组成的浩大舰队进抵厦门，企图施以“围魏救赵”之计。郑森派部下陈辉、周瑞等人率领百余艘战舰在海上迎击，而在浙江沿海抗清失利的定西侯张名振不久前率领所部明军已投靠郑郑氏，此时也加入海战。明清双方水师在惠安县东南的“崇武半岛”附近海面上展开激战，结果技不如人的清军水师大败于郑氏水师，最后只得丢弃船只上岸，狼狈逃跑。此役明军夺得清军船只五百余艘，粮船一百余艘，取得了所谓“崇武海大捷”的胜利。
“崇武海大战[1]”的结果，使刚刚建立不久、几乎倾巢而出的东南水师，特别是广东水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清军水师再也无力在海上正面对抗郑森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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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是陈年旧事，诸位爱卿不必介怀。”福临看出了大家伙的尴尬，宽容的笑着劝慰。
“当日崇武海战，海澄王也算是各为其主。后来同安王曾经捎来他的上疏，朕览书内有‘君择臣、臣亦择君’之语。朕倒很是以为然的。郑森当年委身于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是‘择君’。如今他来投诚，还是‘择君’，只不过一反一正、一愚一智，谁是奉天承运、谁是矫诏天意，不言自明了。更何况朕破格委任郑氏父子，更是‘择臣’。只要君臣一心、至诚相待，何有不信之处？”福临一番论述。从无尚大义的角度给郑氏父子开脱。
“再说了，我八旗子弟素来长于弓马，海战不是专长，输给这方面强于朕的海澄王，输得不冤枉。朕实在是不以为意。所谓虎父无犬子，儿子郑森就如此厉害了，他老子郑芝龙也必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啊……哈哈哈……”
福临对郑森的尽职尽责用了“很以为然”，对自己水师的覆灭表示了“不以为意”，再加上一句“老子儿子”的戏谑，终于把大家伙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君臣在殿内其乐融融。
“皇上天威浩荡，不战而屈人之兵，终将郑氏父子收拢于朝堂之上。实乃我大清之福呀！有了这两父子的助力，不仅福建水师，就连广东水师也可以精炼，纵横海上。指日可待！” 工部代理尚书郭科压根不知道小贝勒爷在收复郑森这件事情中的重大作用，趁着大伙儿都在“哈哈呵呵”的时候，抢着出来说过年话！
“嗯！哈哈！说的不错！”兴头上的福临还是有些介怀地看了旁边小儿子一眼，发现小家伙也是随着郭科的言辞频频点头，这才心安理得的说道：
“朕承皇天眷佑、奄有万方。原本郑森偏居东南海陬[hai zou，海隅、海角之意]一隅，何难偏师戡定？但闽峤苍生。皆吾赤子，不忍勤兵而已。又念及同安王郑芝龙投诚最早，忠顺可嘉，故而推恩延赏，封郑森满门公爵，给与敕印，并俾他驻劄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以养部下弁兵。朕之推诚可谓至矣！朕当日曾说：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郑森等千载一时之遇也。他郑森再铁石心肠，岂有不倾心投诚之理？”
福临寥寥数语，就将千秋功业统统揽在了自己身上，至少是在他的顺治朝，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泯灭了，一点点都和玄烨毫无瓜葛！
弘毅才是真得对“收服郑成功”这些虚头巴脑的功劳“不以为意”，只对赶紧给郑芝龙“正名造势”很以为然。看着火候差不多了，就准备给出“第三问”了！
“皇上伟业，天地共鉴！只是圣君之治，还需未雨绸缪。”再次说话的，却是礼部尚书胡世安！
“嗯？处静忠心良言，朕愿闻其详。”福临急忙端正形色，虚心求教。
“臣惶恐！论义利之思，臣不及皇子深远；论义利之辨，臣不若道默博闻，故而不再坚持己见。若皇上定了行商海上的大略，臣亦只有摒弃成见、效命君前。思前想后，臣窃以为郑森统兵有方、忠义有加、气节尚存，如若诚心来归，尚可大用。但同安王却更宜优养，不便委以重任、让他纵横驰骋于汪洋大海之上。毕竟，隆武伪政委身于海贼，则其覆亡实属咎由自取，而亡人教训，则犹在眼前！”
“朕，知道了……”福临一下子就从沾沾自喜的高处跌落，有一种被诅咒的阴森笼罩心头——好狠的胡世安啊！你把隆武政权的灭亡和朕的圣明统治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一个郑芝龙的重用？！
弘毅却是暗自叫好——胡世安所言其实有些道理！在他们眼中有一点毋庸置疑：郑芝龙首先是海盗，然后才是海商！什么心怀华夏、什么不忘孔圣，那都是牵强附会罢了。
凭心而论，弘毅很能理解这些讲究义理的儒士。毕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西方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理念已经首次渗透到了中国海，而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寇”，正是第一批接触这种思想的中国人。假若形势成熟，的确难以保证一直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郑芝龙不会“一如既往”的“反复”于清王朝！
大义之士胡世安的论点还是正确的——决不信任郑芝龙的“反复”性情！但这个从“海盗”出发的论据嘛，我就不敢沟通了。不过，你这一论却正好引出了我的第三问！
[1] “崇武海大战”不同于“崇武海战”，后者台湾方面称“乌丘海战”，是1965年11月13日夜至14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一部与国民党海军军舰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以东海面进行的一次海战，是人民解放军海军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海军在1965年进行的第3次海战。这次海战是人民海军“小艇打大舰”的光辉战例，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了指挥。此次海战，从解放军艇队开火至“临淮”号沉没，历时1小时33分。击沉国民党海军“临淮”号、击伤“山海”号，俘敌9名；“临淮”号舰长陈德奎以下14人被美国驱逐舰救起外，其余80余人全数丧生。战后“山海”号舰长朱普华中校与南巡支队长麦炳坤上校都被以“敌前脱逃”罪名遭受国民党军法处分，但国民党当局对外仍宣称“击沉敌舰艇四艘，重创一艘”。“临淮”号舰长陈德奎身负重伤，在冰冷海水中漂流数小时，才被美国军舰救起；国民党军方一度打算将责任归咎于陈德奎，但在海军副总司令宋长志、前司令刘广凯与蒋经国的力保之下，陈德奎才免于牢狱之灾。战斗中，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2艘，消耗鱼雷6枚，各种炮弹7165发、枪弹250发。这是继“八六海战”胜利之后，人民海军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