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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地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地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地。
司马光“不抑兼并”地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地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地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地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地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地。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地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地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地话。“不抑兼并”地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地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地“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地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地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地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地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地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吏员更是不计其数。
本朝高、中级官员地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甚至包括随从们的衣粮，等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月禄粟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人的衣粮七十人，另外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仅仅是俸禄和相关待遇，还包括他们的职务消费，这是一个无底洞。据估计，目前所有官员、官署，每年的开支大约在千万贯以上。
至于“冗兵”，那就不要说了，禁军加厢军，一百多万人，每年的军费开始大约在四千万贯以上。
如此同时，皇室地耗费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举行大享明堂礼的时候，一次就耗费一千两百万贯。至于当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说了，穷奢极侈，耗费之巨，难以计算。
苏辙曾经在上奏中说过，本朝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人的奉赠，如今皇帝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来耗费其余。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库若想盈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而国库之所以空虚，都是因为“三冗”，“三冗”问题不解决，根子不解决，这个危机永远没有扭转的时候，但“三冗”又直接关系到国祚利益，皇帝利益，新旧两党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派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实施大地变革，于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都拼命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试图用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统制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与愿违，新政实施的结果和他那些前辈们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了。
至此，大宋内部的危机终于走到了足以威胁到国祚危亡的境地。
李纲说了很长时间，末了，问了一句：“使相，这个理由可以吗？”
李虎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西瓜已经烂了，还能吃吗？”
李纲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回道：“大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根已经烂掉一半，但只要细心呵护，它会长得更加高大。”所实行的新法的继承。
建中、崇法熙宁：宋徽宗地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地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地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
人：qian人即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