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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投毒
乡邮员在烧锅见到杨小华是上午，在那棵长疯了的大柳树下边。www.Pinwenba.com乡邮所丢过邮袋以后，乡邮员下乡总是挎着全锦绣的邮件。经常邮包很轻，不过，这天有两个从上海寄过来的包裹，乡邮员倚住自行车，在邮包里摆平它们。杨小华过来说：“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想寄个包裹。”杨小华穿得整齐，不像平时扎围裙。乡邮员不愿意给邮包加重量。他问：“往哪儿寄？”杨小华说：“给家，给我爸做件棉袄。”乡邮员说：“花那钱干啥，晚十天半月，我找个人给你捎回去，也不是树掉叶子天煞冷，等着穿棉衣裳。”杨小华好像有点儿犹豫。乡邮员说：“捎东西的人把握，乘降所具体户的沈振生，和你差不多也是最早下乡那拨，我们有亲戚，锦绣待不了，他要转户，能先回趟家。”杨小华含含糊糊地说了什么，走了。
哪个农民家新抓了一对小白猪，很舒服地钻在土里睡觉，它们听见脚步声，隔着白纱一样的眼睫毛，看见一双女人穿的小号黄胶鞋。小猪感觉安全，又睡了。这天的烧锅静得很，下地的人去了全队最远的地块铲谷子，中午的干粮都带去地里。
中午，起了西风，生产队仓库的门自动地一开一合，在风里,烦乱地扇。负责给社员挑水的人看见杨小华到队部。挑水人说：“你们户里的葱发得真有劲，到收葱籽的时候，得给我留点儿。”老保管员拿根铁丝修打水的柳罐，挑水人借机坐在干的饮马槽上望着天休息。他说：“小风真好。”老保管说：“好啥，怕要变天头。”挑水的说：“缺雨。”杨小华对老保管说户里闹老鼠。老保管告诉她，老鼠药在仓库北窗台。他还让杨小华帮他把仓库的门顶住。他说那门，再呼搭就快掉了。他又说：“那药可邪乎！”挑水的人往井里放下柳罐。老保管起身看见仓库的门给一把镢头顶住。有新生的苍蝇雀斑一样盯住门板。老保管说：“蝇子都活了，多快。”
一个妇女问迎面过来的杨小华看没看见她家的那群黑鸭子。她说：“死玩意儿，做了拉拉蛋（随处下蛋）的毛病。”杨小华不大的手抓着衣襟。妇女问：“怀里兜点儿啥？”她看见一些白色芸豆。
下午，杨小华在生产队电磨房里出来，简直是一个浑身精白的人出门了。有劲的西风刮到她身上，马上带起一行长的远去的白烟。杨小华拍着驮粮食的毛驴走，还拿件衣裳继续拍打身上的米糠。毛驴也白着，打大喷嚏。到这时候，天上仍旧没多少云彩，照样发蓝。
金榜几个人早上找着锄头出工，下午提前回来了，说铲完那块地得半夜。他们刚走到远坡上，五条狗狂欢一样蹿出去迎接。集体户后面种的向日葵芽刚钻出土，每个芽都顶着两瓣马上就要脱落的葵花子皮。杨小勇说：“向日葵发芽了！”有几个小学生，后背上驮着用布块折成的书包，避到离集体户最远的路边上走，他们怕狗，也怕人。
金榜几个人看见由西天底向上涌的黑云，齐齐地，像块凉了的黑切糕，吞没了淡淡的太阳。他们说：“下雨好，又不用下地了。”这个时候，闻见了饭的香味。没人会想到，非年非节，能吃上带白芸豆的黏米饭，还有下饭的腌萝卜丝。金榜几个人捧着碗坐在屋檐下，不断地有人抬起满是尘土的屁股进屋加饭。
和平时一样，他们一边吃一边往地上拨，那是给狗的一份。杨小华一直在洗脸。杨小勇说：“你不吃？”杨小华说：“等会儿。”杨小勇说：“再等就没了。”杨小华说：“没了我再做。”
天晚了，下地的人才摸着黑回来。集体户隔壁的农民家里来了亲戚，想向杨小华借一把筷子。农民看见集体户里没亮一盏灯，就转身往回走，不想惹集体户那五条烈狗叫。
三天以后，亚军抱着孩子从城里回来，放下孩子，说去房后。亚军推开烧锅集体户的门。给人的感觉她刚迈进去，突然，她嗷嗷地返身冲出院外，人马上扑倒。她爬，不哭也不叫，痛苦地朝天张大了嘴，把路过的一个牵马的人吓坏了。太阳直直地照着，马向后倒退。
牵马人问：“咋了？”
听到了人声，女知青才惊天动地地哭号。
杨小华、杨小勇、金榜和另外四个知青、五条狗全部中毒死在锦绣公社烧锅大队集体户。
杨小华留下一张纸条：
公社领导：
反正回家不能，我把他们带走。
爸：
留给你一袋小米一袋黄豆，都是细粮，还有棉袄。
五条狗让人难以解释地都挤在土制沙发里。男知青全都在炕上，炕席破碎成片，他们身体四周堆浮着干透了的谷子。
杨小华穿着旧毛线织的红色毛衣，身边是留给她父亲的两袋粮食，粮袋上面平铺着黑绨面的男式棉袄。
烧锅大队的书记狂摇了一阵电话，线路不通。他抄近路直穿过大地朝公社跑，好像忘记了世上还有拖拉机自行车马车这些交通工具。王书记听说消息，马上待在公社大院里，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话。
王书记说：“赵干事呢，快报案去！”
消息从锦绣传开，全公社知青农民很少有认识杨小华的，他们几乎全替金榜几个叹息，骂投毒的。锦绣想：黑大氅这样的人也能死？
又过了一天，县里派来联合工作组，两个人调查迫害女知青王力红案，三个人调查知青杨小华投毒案。组长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他先找到赵干事。赵干事准备了一天一夜的话，终于能说出来了。他说：“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把我就地撸了吧。”组长说：“你想一推六二五？”赵干事说：“我不是，我干不了这工作，以前我是管粮库的，这几百条学生的命，压也把我压断气了。”
锦绣四队最老实的农民李国箱给叫到队部，审问他的两个人反身插上了门。他们问：“你和知识青年王力红啥关系？”
李国箱说：“没啥关系。”
两个人拍着旧八仙桌说：“不老实！”
住进烧锅的工作组到了集体户，现场还都保留着，所有的人推开屋门都哭了。
工作组组长问：“他们平时就睡在湿谷子上？睡了多长时间？谁让把谷子分到户里来炕？”好像这是一起由其他人幕后操纵、谷子动手犯的案。
一场中雨过后，天又晴透，所有的青苗都长了一截。农民往大地里走的时候说：“绿得真是快呀。”
在烧锅的工作组成员搓掉了鞋底粘的泥坨，他们盘腿坐炕上。炕桌摆了，墨水瓶也摆了，但是他们写不出字来。纸上只有调查报告这个空题目。工作组要求撤回公社写。现在，他们在旱道上等马车。工作组组长说：“要换个环境，这地场儿阴气太重。”上了马车，工作组组长又说：“那个迫害的案子咋样了，不知道认了没有？”赶车的农民问：“认了咋治他？”工作组组长说：“枪崩了，没二话。”农民有点儿吃惊。他说：“搭一条命？不值当呵！”
农民李国箱给捆住手，歪在公社群专的凉炕上。据说他按手印了。
锦绣公社食堂给工作组单独摆设了一张饭桌。从王书记开始，锦绣的人都把玉米面饼和汤端到办公室去吃，食堂成了工作组专用。工作组长在饭桌上说：“这个公社问题大了，一帮干部呼呼啦啦都是干啥的！”这个时候，几个光着上身的男知青抡着上衣，互相追打着进了公社大院。左手臂上都有一块青。工作组组长问：“那是咋整的？”工作组员说：“投毒那个户不也这样，别场儿也有，都是自己拿针刺的。”工作组组长眼睛里又看见血肉，他使劲把眉头按住。
125.做一个老农民吧，赵干事
赵干事想：我要占个主动，不等他们处分，我先回家去，安心当个万事不招的农民。但是，让赵干事非常为难的是柜子里还藏着那辆私下收的自行车。出了投毒这件大事儿，他感觉心里的愧疚又增加了，绝不敢私自留用这辆车。但是，交出去，又该交给什么人，怎么说清它的来路。赵干事不怕麻烦，又把自行车散件都立在炕上，使它很像一辆立刻就能从这张土炕上滑行出去、漫坡遍野里飞驰的自行车。
公社里流传着拆分锦绣的新消息，干部们都在耳语。赵干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想到大地里一个人走走。沿着大院外墙，新写了一连十几个大字，都是同样的“啊”字，每个字之间，夹精瘦的感叹号。赵干事想：你小子又来捣蛋！旱道边的树影布满了路面，好像一些乱麻纠缠的鞭子。赵干事下了旱道，往大地里走，地没有边缘，它敞开着任人走。玉米的苗都长到了手指头那么长。远处有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只见一个人在同一块玉米地里徘徊。
赵干事听见杨小华的声音。杨小华说：“答应我了！”
赵干事停住，他说：“我答应啥了？”
杨小华又重复了一次：“你答应我了！”
赵干事想：遇着冤死的鬼了！他返回身，往旱道上跑，就在这个时候，暴雨来到头顶，天压到了最低，玉米的新叶带着雨珠，大片的青苗上下扭动，大地起了茫茫白烟。赵干事感觉这场雨直接下到他的身体里面。正慌忙往树上拴马缰绳的红垃子屯刘青喊住赵干事说：“我有事问你。”两个水淋淋的人一前一后进了公社大院。
刘青问：“知识青年有没有造花名册？”
赵干事说：“你找哪个人？？”
刘青说：“找我自个儿，看我还算不算知识青年。”
赵干事说：“当然算。”
赵干事说了，却不去拿花名册。锦绣的知青以集体户为单位编排造册。像红垃子屯刘青之类没有集体户的，都不在名册中。
赵干事说：“找啥花名册，你是锦绣知青第一号。”
刘青说：“你现在就把我给拿掉，我不担这个名。”
赵干事问：“为啥？”
刘青说：“革命队伍要保持绝对纯洁。”
小协理员进来，他先说：“你两人浑身湿涝涝地不难受？”然后，小协理员叫走了赵干事。赵干事没料到处分来得这么快。现在，赵干事想：就是回家耪大地去，我也得空着两手，有金元宝我也不惦记。
126.当李火焰失去战友的时候
最近的一些天，团结七队集体户的李火焰总是用最低的声音对自己唱一首不完整的电影插曲：
当我失去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啷啷啷啷啷啷啷
呵，亲爱的战友，
你再也不能啷啷啷啷
听我歌唱。
歌词都忘记了，只有用“啷啷”来代替。
李大焰想找一支笔。连续问了户里的几个知青，都说没有。最后去问一个女知青，李火焰说：“你刚下乡那几个月，像模像样地天天别一支钢笔，哪去了。”女知青说：“什么时候丢的连我都不知道。”李火焰说：“操，找根笔都没有！”
烧锅集体户发生的事情让李火焰非常伤心。有些知青提议去烧锅看看，李火焰坚持不去。李火焰说：“谁离我太近，得小心点儿，和我好的人没什么好结果，李英子明白，她先走了。”每次说过这话，他就像猎人去欣赏自己的笼中猎物，看一眼拉小提琴的知青。下乡半年多以来，李火焰对这个人越来越看不惯，包括那只神经病一样、遇到硬物就疯狂当琴弦敲击一阵的细手指头。烧锅出事以后，拉小提琴的连琴盒都没敢打开。锦绣一带的人把县文工团简称为县团，李火焰就讥讽拉小提琴的知青是县团的。他说：“你那猫爪子成天挠的什么，你顶多也就进个县团儿。”拉小提琴的知青什么都不说，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最近几天正准备溜回城里参加市杂技团的演奏员考试。他要忍耐。
没有找到笔，李火焰出了门，又唱失去战友的歌。遇见来喊出工的妇女队长，他马上不唱了。妇女队长还是平时的打扮，大辫子盘在白布帽子里。现在集体户的女知青以为这是农村妇女的装束，她们都不戴帽子。看见李火焰，妇女队长想：他可不像刚下乡那时候了。妇女队长说：“今天去西地补种荞麦。”
知青们都出门，只有拉小提琴的站在门口翻那本早已经被扯到了10月份的1976年日历。李火焰说：“县团儿的，你不下地，磨蹭什么？”
拉小提琴的知青到地里，领了条装荞麦种的麻袋头，想去找一个农民搭伴下种。李火焰说：“县团儿的，咱俩一伙，你给我点籽。”拉小提琴的知青虽然极不情愿，也不好拒绝。他在前面撒荞麦种，李火焰守在后面，用那双解放鞋回荡着填土。解放鞋的前面已经露出了洞。李火焰一会儿说你快点儿，一会儿又说你慢点儿。拉小提琴的知青背上落了十几只苍蝇，李火焰捡土块打中他的后背说：“县团儿的，我发现你特别招苍蝇？”
有人喊歇气儿了，李火焰顺着土垄原地躺下。他准备给那首缺许多词的歌填上新句子，但是，想不进去。他又坐起来，专心弄他的鞋，把鞋顶尖整块胶扯掉，这样，五颗脚趾头整整齐齐全露出来。李火焰想：多好！
去填加荞麦种子的人稀稀落落都回到地里，只有拉小提琴的知青没来。李火焰继续躺着说：“县团儿的跟个娘儿们似的，扭扯得比谁都慢。”劳动的人们走远了，李火焰坐起来，四野里没有一个人，只有送荞麦种的骡子和车，青骡子扬着乌光闪闪的脖子看天。李火焰说：“该着我多歇一会儿，我不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他重新又躺下。
拉小提琴的知青跑回空无一人的集体户，把小提琴盒塞在残留着荞麦种子的麻袋头里，他头也不回地奔跑。这天是什么日子，旱道上总遇见人，这种时候，他要被迫慢下来。最后，他决定沿着旱道下面的田地跑，栽在旱道边的杂木们能遮挡他不被人发现。玉米、谷子、黄豆、高粱、糜子、苎麻，这些生长在北方大地上的新苗，许多都给拉小提琴的知青踩断。青苗们想：“这个挣命的鬼！”
乘降所新来的大洋马正从火车路基上滑下，他看见一个抱麻袋的人靠着乘降所的墙蹲着。
大洋马说：“你靠这儿干什么，火车都走了。”
拉小提琴的知青说：“等明天那班。”
现在，李火焰离开荞麦地，前面曾经是一片苗圃，树苗给挖走了，地凹凸不平地空着。李火焰先用两脚，再用两手把土地尽量抚平。然后，他坐下，想歌词。天上的云彩一朵一朵，像摆布安排好了的假纸片一样。李火焰想：谁把它摆得这么好，好像红卫兵拉练排队形，一律向前看齐，这么好的云彩，关玲金榜他们都看不着了。
李火焰摸索到一块带棱角的石头，想一句就在土上写，很快写了巨大的一片，有起有伏，四面连上了这一年活灵灵的庄稼。最后，他给字们包围住。
放工的人从远处过来，他们嘻嘻哈哈地问李火焰在干什么。
李火焰大声喊：“都别过来！”
人们给一次次突然来的坏事情吓怕了，马上都停在一片惨淡无光的夕阳里。
李火焰说：“别踩了，那是我写的歌词。”
1999年9月—2001年1月 深圳
2001年2月28日 郑州改定
后记一
很多年来，我都不能忘掉我对七年农村生活的记忆（1969年随父母下放三年，1974年作为知青插队四年）。它自然而然地自我逐渐沉淀过滤着，在我和我的同代人这里，它终于越来越接近客观和真实了。
1996年，我开始准备用长篇的形式写这段生活。在我以前，知青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我感觉，二十几年过去后，在我头脑中最终留下来的东西和以往作家们所写过的有许多不同。有些发生过的事情脱离了实效性，永远值得重提。
我插队的后期，在东北农村的一个县知青办编辑知青报，名字叫《一代新人》。在三年的时间里经常下乡，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知青。因此我把我的故事设定在特定的空间—方圆四十里的一个公社，和特定的时间—一年的四个季节。在最前面，我画了一张假想中的公社地图，想让人看得更真切。
作为一个多年来写诗的人，我的这个长篇遵循着以下几个认识：
一、真正的生活本身经常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它们常常自然地散布、发生着。特别在那个年代，生活中充满了不可知。那是一段相当混沌全无条理的生活。
二、我没有选择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我和每一个阅读者一样只是旁观。事实上，对于那段生活，亲历者们不只经历了苦难，同样也有许多的欢快。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
三、这部小说里没有人物的外貌描写，我有意消解它。当我回想起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语言、服饰、环境，包括陈设几乎都是一样的。留下来的是一团强烈又怪异的气息。
四、我想写一部充满了动作的东西。1975年，知青中曾经有这样的流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极有限，凡是“想”，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简单到极点。而且想者包括了人以外的其他万物，因为生活本身是绝对公正和完全的无动于衷。人是本能地吃和睡，牛是本能地走和停，大地是本能地由绿到黄。
五、小说中的对话，我全部使用了东北方言。方言是活的，能最直接地把人带进那个年代。
六、设置一百二十六个小的段落，每段有相对独立的情节，看起来是散的。但是以我的理解，正是自然散碎的东西推进着我们充满变数的生活，任何年代都如此。活着就是个大故事，不需要再编织。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场由几千万人参与的人口大迁徙，与它的亲历者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忘掉了也正常。但我一直认为中国70年代后期的知青生活有着相当复杂的内涵，想忘掉也难。应当有人以新鲜的手法，客观的角度，超越某一个人某一事件，更冷静地讲述它。在大约三年的写作中，我的目标一直就是这个。
2001.6.11
后记二
这是一本直接写知青的书，写的是1975年到1976年间，北方乡村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区域里的知青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持续十几年，先于文革开始，晚于文革结束，涉及青年学生超过千万。70年代中晚期，这运动正呈现着它抗拒不了的特定命运和风格，虽然看上去也有特别的“生机勃勃”，可见任何严酷时刻，新生命的质感都不可能被真的压抑掉，只是扭曲变形怪异地挣扎着呈现，想夺走人的本性只有消灭人本身。
任何一个时代的亲历者身在其中的时候，常常很难体会平凡的日子有什么特殊，很难有人能跳出日常生活本身去提炼它的特异和怪诞。
写它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确，把力气用在细微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借助它来还原、贴近那个年代的真实。动感、画面、方言、群像，随机性，让“死去了”的人物重新活起来，相信特定时代的荒诞和超越会被不起眼的细小们缤纷地带出来。
所有本该存在的东西，那个时候其实都不缺，善和恶，快乐和悲哀，时尚和落伍，都以它当时特有的方式延续着。
如果有一本当年的“诚实可信”的实时记录，比如日记，我会不加犹豫，借助或直接整理原始记录，我的首选很可能不是虚构一部小说。但是，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留下真正意义上的“记录”。曾经看过几本当时的日记，记录者虽然不同，风格、语言、思路出奇地相同，完全像出自同一个人，都是语录摘抄、自我激励、空洞抒情的集合体。一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几乎消灭了所有的个人，消灭了可以信赖的“记录体”。我自己的经历可以为例，1966年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总抽查我的抽屉，总在严厉警告不能写日记，他会查我写在纸上的任何字迹。他常说：日记就是拱手交给别人“整你”的材料，“整你”是他常说的话。
这本书准备了好几年，动笔时候是手写稿，反复抄改，写了将近三年。第一次在北京出版恰好赶上非典，听朋友说，曾在堆满图书的库房里见到有工人在看这本书，朋友有点儿不解，感觉这书的风格应该不是库房工人的口味，但是工人说这书好看。时隔十年，它得以再版。感谢生活给我的全部。
2012,8,3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