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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给我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叫作“打江山，守江山”（Founders Keepers），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
我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8年前植入我体内的人工心脏瓣膜染上了心内膜炎，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身，在我脊柱内又变异成脑膜炎，感染了我的脑内膜。肺部和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马那瓜的医生帮我捡回了一条命，但让我陷入昏迷之中，而且给我注射了过量的抗生素，虽然抑制了病情，却让我丧失了65%的听力，一只耳朵完全失聪。我的雇主时代公司安排医用飞机把我送回了斯坦福医院，我在特护病房里待了3周，医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病得那么严重。
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因此头脑模糊，甚至产生了幻觉。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斯达（Ringo Starr）和贝斯手保罗·迈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扮演约翰·列侬的角色，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因为听力的丧失，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等我恢复理智后，我妻子洛娜告诉我，听了我的胡话后，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还告诉我，史蒂夫临走时说，“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后来的几年里，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慢慢康复，我和史蒂夫保持着邮件往来。我给《财富》杂志撰写了最后一篇封面报道，将4次对约翰·拉塞特的系列采访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史蒂夫和拉塞特关系很好，但他全程都没有参与采访，也没腾出时间来拍照。似乎他已经决定不再与我合作，也许是我在医院的那段胡话让他觉得我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水准了，无法讲述苹果（或皮克斯）的故事，也许是别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确切原因。
尽管他不想再与我合作完成杂志报道，但对我想写的书却很感兴趣。我们讨论过几次后，在2008年春天，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8个人太多了，”他说道，“每个人都想出镜，所以谈得不够深入。”他建议，“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找4个人就够了，我、比尔、安迪（葛洛夫）和迈克尔（戴尔），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主题更加明确。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交流时会更坦诚，让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一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虽然他们也很忙。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Lanita Burkhead），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她提议寿司，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墨菲（Terry Murphy），由她去准备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后，家庭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布伦特，我是史蒂夫，”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径直说道，“我很抱歉，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
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史蒂夫，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话，访谈就没法进行了。”
“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他说。
我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
“布伦特，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消瘦得很厉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几乎什么都吃，但体重还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去治疗，我也这么认为。”
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他说，“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什么都没留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亏欠家人的。我还没告诉董事会，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
接着，他的语调变了，“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我希望亲自告诉你，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但实在力不从心。”
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无论是iPhone、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全都销量喜人，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同样广受好评。
“我应该怎么跟比尔、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我问，“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过了几秒钟后，史蒂夫苦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天后选择退出，他可能有点混蛋，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迈克尔、安迪和比尔，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其他什么都没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复杂”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消息宣布后，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我跟他说了“混蛋”的典故，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我们俩都笑了。
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