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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设计
（一条船在海上遇到了台风，很多人开始跪下高举双手祈求上帝来解救他们，有一个乘客却仍然悠闲地坐着）
船长（对那个乘客）：船都快沉了，你怎么无动于衷呀？
乘客：保护船的安全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责任。
故事
1964年3月13日，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地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被害人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一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温斯顿·莫斯雷刺死，时间大约是早上三点左右。在此之前还曾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的莫斯雷与格罗维斯根本不认识。无论从案件的性质还是谋杀手段来说，这都是一起很平常的谋杀案，促使这起谋杀案震惊全国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法医的尸检报告上，大家发现被害者身上只有一处5厘米左右的刀伤。按常理，这种小伤口是不可能导致死亡的。法医给出的解释是：死者的死亡时间是5点多钟，而死者遇刺的时间是3点多钟，也就是说死者由于长时间失血，导致了最后的死亡。
难道吉娣从被刺到死亡这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发出任何求救吗？难道周围没有一个人听到她的求救吗？于是，警察开始走访公园附近的居民，是否看见过可疑人物或听见吉娣的求救声，人们都说没有。
但法医提供给警察的医学指导是：当人有生命危险时，会发出本能的求救。女死者不可能在身上有伤又有能力求救的情况下，在那里安静地躺了两个多小时。在警察的再三追问下，开始有人说出真相。
有38个居民承认在那天凌晨他们确实听到过“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的喊叫声。有的人甚至打开灯，从窗户向下张望，他们看到凶手被大家亮起的灯吓跑了，就又回去睡觉了。后来他们又听到了求救声，但以为刚才那么多人看热闹，这次也一样会有很多人去关心的，所以就继续睡觉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整个案件中至少有38位居民曾经到窗前观看。尽管女死者曾大声呼救，但没有任何人去救她，甚至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无动于衷的证人是现代城市人道德沦丧的代表。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可是，同样生活在纽约这座城市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不同意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他们觉得居民们的无动于衷，并不是道德沦丧的问题，而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经过几个星期的周密部署和筹划，他们精心设置了一个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的社会调查。纽约大学心理学系的72名新学生被告知要参加一个关于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的必修讨论课。
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这72名学生按照自己的不同分组坐到了各个教室里。心理学家告诉他们，为了保护一些愿意暴露个人**或困惑的学生的**权，他们即使同组也将会被分开呆在单独的房间里，通过对讲机与参加讨论的学生进行交流。实际上，这是心理学家的一个巧妙的设计，讨论个人问题并不是实验的目的。心理学家是想了解，当这些来参加讨论的学生在发现别人有危险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实验开始了，那些被分布在不同房间里的学生都听到了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位男同学的声音，心理学家告诉他们，这位男同学正在隔壁倾诉着自己的困惑。而实际上，这个声音是一盘正在被播放的磁带通过广播传出来的。
这个用录音机虚拟的男生，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是一名纽约大学计算机系的新生，然后他说出了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他经常会突发半癫痫状态。
接着，他又继续谈论着他在情感上的困惑。突然，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我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向来参加讨论的同学发出了求救，“我快死……救救我……啊呀”在一阵桌椅的碰撞声之后，隔壁的房间变得很安静了。
请你猜猜会有多少人跑到隔壁的房间去帮助这个求救的男生？
在那些2人讨论组中，参加讨论的学生以为这个讨论中只有自己和那个发病的男生。于是，他们中有85%人冲到了隔壁的教室，甚至有的人在刚刚发现那个男生的发病迹象时，就冲了进去。
而那些4人讨论组中，只有31%的人动了。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那些6人讨论组中，似乎都是一些无动于衷的学生。实验结束后，心理学家向这些学生们说明了实验的真正意图，并询问了那些无动于衷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在没有任何商量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自己也许并不能对发病同学有多大的帮助，可能在场的其他人会更懂得急救癫痫病人的方法。即使少了自己一个人的帮助，还是会有其他同学去帮助那个发病的男生的。
袖手旁观并不完全代表一个人道德的沦丧，面对众多的其他在场者，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必须提供帮助的责任没那么大了。
旁观者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拉塔纳曾经进行过一个由三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组成的心理学实验：第一场比赛中每个参与者自己独立成为一组，第二场比赛中三个人组成一组，最后一场比赛中十个人一组。拉塔纳对每个人在比赛中所消耗的力量进行测量。
结果显示：当一人自己独立成为一组时，他运用了他全部的力量来拔河；当每组人数增加为三个时，每个成员平均只用了自己93%的力量；十人组的每个人成员竟然只使用了39%的力量。可见，每组中的人数越多，每个人所出的力气就越少。
无论是格罗维斯凶杀案中人们的“见死不救”，还是拔河比赛中成员的“不卖力”都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道德沦丧或投机取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
当团队中或现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解决问题时，这个人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不履行这份责任，就会充满罪恶感和内疚感，甚至心理失衡。这种情况下，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一般人都回主动去履行这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当团队或现场有许多人时，这份责任就由大家共同分担，形成责任分散，很多人会想“那么多人，少我一个也没关系！”。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很多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是觉得这份责任应该由别人去分担。
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与他人共同工作时，群体的责任压力在群体中分散开来，落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责任被减少，从而导致个人责任感下降，出现将工作推给别人去做的倾向叫做责任分散。由于责任分散所导致的在紧急事件中因为有他人在场而产生的对救助行为的抑制作用的现象就是“旁观者效应”。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正是对“旁观者效应”的最好诠释。
众人拾柴火焰不一定高，还可能最终导致熄火。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最佳的方法是让被你求助的每个人都相信，他是你唯一的希望。同时，当别人向你求助的时候，你应该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要让“旁观者效应”吞噬了你的善良和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