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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盾
(1896 - 1981)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小组。1927年7月，离开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小说，如《子夜》、《林家铺子》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职务。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干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不管，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去了。因此，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但是，祖父仍嫌教家塾是个负担，我七岁那年，他就把这教家塾的担子推给了我父亲。父亲那时虽然有低烧，但尚未病倒，他就一边行医，一边教这家塾。我也就因此进了家塾，由父亲亲自教我。我的几个小叔子仍旧学老课本，而我则继续学我的新学。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节录课本中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
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又过了半年多，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我就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班学生。立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立志书院旧址，大门两旁刻着一副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立志二字。这立志书院是表叔卢鉴泉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卢小菊是个举人，而且高中在前五名内，所以在镇上绅缙中名望很高，他办了立志书院，任山长（院长）。现在在原校址办起立志小学，又由卢鉴泉担任校长。卢表叔那年和我父亲结伴去杭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到北京会试落第，就回乡当绅缙。因为他在绅缙中年纪最小，又好动，喜欢管事，办小学的事就推到了他身上。
在卢鉴泉的积极筹划下，开学那天居然到了五六十个学生。学生按年龄分为甲乙二班，大的进甲班，小的进乙班，我被分到了乙班。但上课不到十天，两班学生根据实际水平又互有调换，我调到了甲班。其实两班的课程是差不多的，只是甲班进度快些，而且一开课就学《论语》。同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最大的一个有二十岁，已经结婚了。甲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沈听蕉，他教国文，兼教修身和历史，另一个姓翁的教算学，他不是乌镇人。国文课本用的是《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这是短则五六百字，长则一千字的言富国强兵之道的论文或史论），修身课本就是《论语》，历史教材是沈听蕉自己编的。至于按规定新式小学应该有的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都没有开。
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那时，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地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听蕉先生每周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合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
然而我这十岁才出头的儿童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结果，“硬地上掘蟮”，发明了一套三段论的公式：第一，将题目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用一句套话来收梢，这句套话是“后之为x者可不x乎？”这是一道万应灵符，因为只要在“为”字下边填上相应的名词，如“入主”“人父”“人友”“将帅”
等等，又在“不”字之下填上“慎”“戒”“欢”“勉”一类动词就行了。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
在进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去世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对我，因为我是长子，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而我还没回家，一定要查问我为什么迟到，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有一天，教算学的先生病了，我急要回家，可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我跟他玩，我不肯，他在后面追，自己不小心在学校大院子里一棵桂树旁边跌了一跤，膝头和手腕的皮肤的表层擦破了，手腕上还出了点血。这个同学拉着我到我家中向母亲告状。母亲安慰那个同学，又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我的祖母和最会挑剔的二姑母（因她排行是第二）都在场，二姑母还说了几句讥讽母亲的话，于是母亲突然大怒，拉我上楼，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过去，母亲也打我，不过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轻轻几下而已。如今举起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极了，快步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还听得母亲在房门边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这时惊动了全家。祖母命三叔找我。三叔找不到，回家复命。祖母更着急了，却又不便埋怨我母亲。
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当回学校请沈听蕉先生替我说情。
沈先生是看见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带我到家中大门内那个小院子里，请母亲出来说话。母亲却不下楼，就在楼上面临院子的窗口听沈先生说明。沈先生说：“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于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母亲听了，默然片刻，只说了“谢谢沈先生”
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两句文言，看见母亲只说“谢谢”
就回房，以为母亲仍要打我，带我到房中。这时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亲膝前，我也哭着说：“妈妈，打吧。”母亲泪如雨下，只说了“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拉我起来。
事后，我问母亲，沈先生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母亲说：“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之时，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
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打我了。
这年冬季，我毕业了。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植材的前身是中西学堂，校址原来在乌镇郊外一、二里的孔家花园里。这所谓孔家花园是个无主荒园，略加修葺，算是校舍。这中西学堂，半天学英文，半天读古文，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走路脚弯笔直，目不斜视，十分引入注目，尤其我们这些小学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
现在中西学堂改名为植材高等小学迁移到镇内，并且新建了三排洋房，地址在道教供奉太上老君的所谓“北宫”。太平军与清军在乌镇作战时，这北宫毁了大半，新建的三排洋式房子就在焚毁的空地上，包括六间教室和一间储存物理、化学教学用的药品和器具的小房。
教员和学生的宿舍却在剩下的原北宫。
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教我们英文的叫徐承焕，用的课本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第一册（按：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共四册，最后一册讲到英文修辞学），他还兼教音乐和体操。教代数、几何的是徐的兄弟徐承奎，用的几何课本是《形学备旨》，代数课本是什么记不得了，但进度很快。
教国文的有四个老师，一个就是王彦臣，他现在不办私塾，到新学堂里来教书了，不过教的还是老一套，他教的好像是《礼记》。一个叫张济川，外镇人，他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由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两年回来的，他教《易经》，又兼教物理和化学，上化学课时，他在教室里作实验，使我们大开眼界。另外两个国文教师都是镇上的老秀才，一个教《左传》，一个教《孟子》。教《孟子》的姓周，虽是个秀才，却并不通，他解释《孟子》中“弃甲遗兵而走”一句，把“兵”解释为兵丁，说战败的兵，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急走，就好像一条人的绳，被拖着走。但《孟子》的朱注明明说“兵”是武器，我们觉得他讲错了，就向他提出疑问，他硬不认错，直闹到校长那里。校长叫徐晴梅，是个领生（秀才考得好可以领一笔奖学金，称领生），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大概觉得不能让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就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本的解释吧？”
图画课在当时一般的小学校里是不容易开的，因为教师实在难找。植材小学总算找到了一个，是镇上一位专门替入画尊容的画师。
那时，乌镇还见不到照像，人死后，就请画尊容的画师来画一张尊容像，留作纪念。这位画师有六十多岁了，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都有了门径。”但是他从不自己动手，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共四节，现在还记得第一节是“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这首歌曲调悲壮，我很喜欢，但不甚懂歌词的意义，教音乐的徐先生，只教唱，不解释歌词。我问母亲。母亲为我详细解释，并及白草的典故，但乌梁海、乌拉山，母亲也不懂，只说这大概是外国的地名。
进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有所谓童生会考。前清末年废科举办学校时，普遍流传，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算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算是进士，还钦赐翰林。所以高等小学学生自然是童生了。我记不起植材同什么高等小学会考，只记得植材这次会考是由卢鉴泉表叔主持，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我把父亲与母亲议论国家大事那些话凑成四百多字，而终之以父亲生前曾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卢表叔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卢表叔特地把这卷子给我的祖父看，又对祖母赞扬我。祖母把卷子给我母亲看后，仍把卷子还给卢表叔。
母亲笑着对我说：“你这篇论文是拾人牙慧的。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做学徒了，我料想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又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原来我母亲为了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卢表叔把我童生会考的成绩到处宣扬，也是为了帮助我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去做。
我在植材是寄宿的。寄宿生和教师同桌吃饭，肴馔比较好。母亲不惜每月交四元的膳宿费，就是为了使我的营养好一点。因为祖母当家，实际是二姑妈作主，每月初一、十六、初八、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祖母和三个叔父两个姑妈，加上母亲、弟弟和我，即使大碗大块肉，每人所得不多，何况只是小碗，薄薄的几片呢？二姑妈背后说母亲每月花四元是浪费，但钱是母亲的，二姑妈也无可奈何。
这年冬天我患过一次梦游病（家乡土语“活走尸”）。事情经过如下：我的本家叔叔娶亲，我去吃喜酒，随同大家闹新房，直到夜间十二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匆匆到植材上课。中饭后我在会计的房内藤椅上躺下，忽又起来低头出校而去，校中以为我有事，因而不问。
但我自己，这一切都不知道，只是忽然到了我家门前，这才奇怪为什么又在家门前了。家里人知道是“活走尸”，讲了许多离奇古怪的老古话，例如“活走尸”倘在路上被人一碰就会倒地不起，就此死去；又如“活走尸”倘遇河道，也不知是河而跳下去，就此淹死等等。
母亲却以为梦游是睡眠不足之故，从此不许我熬夜，睡觉时间限在晚上九点。
【百家在线】
1974年底，茅盾迁居北京交道口附近的后圆恩寺胡同13号，在这里住了6年多。茅盾自“文革”前辞去文化部部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就摆脱了繁忙的事务性工作。1975年8月，他在一次体检后写给姚雪垠的信里曾提到：“好在我是闲人，过着悠闲的日子，想来还可以拖几年。”其实，此时的茅盾，已重病缠身。在他的日记以及写给亲友的信中，叙述病况屡屡成为主题，如“我之全身血管硬化已见于两腿发软，步履蹒跚，上楼气喘至不能说话，又手指麻木，写字歪曲。用脑半小时即头皮紧张，如贴了个膏药。”除了上医院看病及出席必须参加的活动外，茅盾晚年已很少出门。
茅盾足不出户，并不等同于无所事事，或是纯粹的养病赋闲。他最后几年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花在了回忆录的写作上。只要是身体能够支撑，茅盾都在写回忆录或查阅资料。紧张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1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