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学堂

呼志强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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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童

    原名童忠贵,江苏苏州人。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其中中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2部。成名作为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苏童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出版。

    我第一次去学校不是去上学,是去玩或者只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我跟着大姐到她的学校去。依稀记得坐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舍,一个老校工站在操场上摇动手里的铁铃铛,大姐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请设想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滥竽充数地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我的手里或许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纸箭。

    一九六七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身上,我对阳光空气中血腥和罪孽的成分浑然不知,我记得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来,无论怎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了教育优美的秩序和韵律。

    童稚之忆是否总有一圈虚假的美好的光坏,扳指一算,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年月,大姐的学校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的。

    我七岁入学,入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黄布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

    我自己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见礼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从一九六九年秋季开始,棕榈树下的这所小学成为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热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正开满了星状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都拥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惟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而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的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的惟一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娴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的头顶。

    一加一等于二。

    b、p、m、f。

    a、o、e、i。

    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我记得是陈老师教会了我加减法运算和汉语拼音。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多少汉字?二百个?三百个?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就是用那些字给陈老师写了一张小字报。

    那是荒唐年代里席卷学校的潮流,广播里每天都在号召人们向××路线开火,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向陈老师开火了,我们歪歪斜斜地写字指出陈老师上课敲过桌子,我们认为那就是广播里天天批判的“师道尊严”。

    我想陈老师肯定看见了贴在一年级墙上的小字报,她会作何反应?我记得她在课堂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下课时她走过我身边,只是伸出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么轻轻的一次抚摸,是一九六九年的一篇凄凉的教育诗。我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投桃报李,虽然是幼稚和时尚之错,但事隔二十多年想起这件事仍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上二年级的时候陈老师和女儿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她息了青光眼,几乎失去了视力,都说那是因为长期在灯下熬夜的结果。记得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一辆三轮车慢慢地驶过来。车上坐着陈老师母女,母女俩其实是挤在两只旧皮箱和书堆中间。看来她们真的要回湖南老家了,我下意识地大叫了一声陈老师,然后就躲在别人家的门洞里了。我记得陈老师喊着我的名字朝我挥手,我听见她对我喊: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我突然想起她患了眼疾看不清是我,怎么知道是我在街上叫喊?继而想到陈老师是根据声音分辨她的四十多个学生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老师们往往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陈老9币,假如她还健在,现在已是古稀之年了。或许每个人都难以忘记他的启蒙老师,而在我看来,陈老师已经成为混乱年代里一盏美好的路灯,她在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里投下了多少美好的光辉,陪他走上漫长多变的人生旅途。时光之箭射落岁月的枯枝败叶,有些事物却一年年呈现新绿的色泽,正如我对启蒙教师陈老师的回忆。我女儿眼看也要背起书包去上学了,每次带着她走过那所耶稣堂改建的学校时,我就告诉女儿,那是爸爸小时候上学的地方,而我的耳边依稀响起二十多年前陈老师的声音,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百家在线】

    有网友问苏童:你为什么那么爱写女性?

    苏童说:我必须得写,人不是男性就是女性,所以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网友问:为什么那么多男的你不写?

    苏童说:我真的比较冤的,我写了好多男性的,好多读者没有看过,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是这个原因。

    网友接着问:这些年你的作品被大量的改编,比如《红粉》、《茉莉花开》,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多搞影视的人会看中你的作品?

    苏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听上去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也琢磨过,我也没琢磨透,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小说当中还有一个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是我对画面的营造,或者说是一种文字的可视性,我是比较重视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这也是我自己想的,其实更多的应该问这些导演们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