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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什么要出国？又为什么能出国？
1923年2月，老舍应邀回北京，到民间团体教育会做了文书，并在罗常培所在京师第一中学兼任教员，但薪水加起来尚不足学员时的三分之一，不得不卖掉皮袍，给母亲添置寒衣米面。
这时他开始发奋读书了，曾到燕大旁听。
经宝广林推荐，他认识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又译“易文思”），他的勤奋好学给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自己也渐渐改变了对洋鬼子的成见，两人成为好朋友。
1924年夏，26岁时，机会再次降临到老舍身上。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中文讲师，他有意推荐老舍去。
老舍犹豫再三，放心不下母亲，最后还是答应了，他考虑到，出国除了收入稳定外，还能考察各国情形，寻求救国道路。
最主要的，连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里“有闲”了，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时代，读了大量的书，找到了创作上的“情人”，爱上它、结交它、模仿它，走进世界最前沿的现代作家的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也是创作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
环节似乎又是紧紧相扣的，在他写作时，一个重要人物始终在场，为他的小说找到了能在国内发表的地方。
老舍是1924年9月14日坐客轮到达英国的，检查官查完了自己人，才查“外国人”，因此，老舍是最后一个。
先是审，他说的是“华英官话”，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在中国字里，人家很难听懂，折腾半天才放行，随大家去火车站。
大概30分钟后，火车进入伦敦市区，在车站停住，艾温士教授已先在那里等候，告诉他，房子找好了，而且是和许地山住在一起。
那是在巴威特卡那路18号，二层小楼的第二层上。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妹妹四十上下，做过教师，尊敬艾温士教授，感谢他介绍客人。姐姐则需要人照顾，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给大家洗衣、收拾房子、买东西、做饭，其勤苦和独立精神，深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国社会下层贫民的生活，但她做牛肉半生不熟，使老舍见到就晕。
老友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位比较有影响的作家，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的硕士后，又到牛津研究宗教，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了国。
现在因为没开学，就在伦敦住了几天，写写小说，是个性格随和，爱说笑话，知道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的人。
他有时很厌恶外国人，连英国人喝汤时不准出声，都当作愚蠢可笑。这影响了老舍看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毕竟，他不是出来读大学，无需要由学生向成人期过渡，而是做教师的，在社会上已有过6年的工作经历，是一种成年期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其中融合两大文化与生活方式。
初到国外的老舍，只觉得一切很新鲜，还来不及进行判断，有许地山带他游览城内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迹”，也能留意到它阴暗的方面。
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位于菲斯波里广场北侧，是一座三层高的大楼，教授东方世界的一切语言文字，学生没有任何入学限制，从十几到六七十岁，老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班级、课程的划分也是按学生的选择决定，他们程度不同，需要学习的功课不同，课时不同，所要的老师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让几位老师忙得团团转，也让老舍接触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国人。这些中等人家子弟，与八旗子弟差不多，学习只为混资格。他在伦敦时的最后一部小说《二马》里，有不少这一类的人，可供比较。
在这里，老舍讲授的课程包括口语、翻译、历史、道教、佛教和唐代爱情小说等。
学生也有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这形成老舍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写进了后来的《二马》、《猫城记》中。
1925年春，老舍搬到荷兰公园圣詹姆斯广场31号，与汉学家克莱门特·艾支顿合租一层小楼。此人曾是牛津大学补习学校教员，颇有才华。老舍遇见时，逢他闹离婚被解职，很落魄，他提议“交换知识”，让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建立了深厚友谊，是老舍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
老舍在伦敦共呆过5年，在这里就3年。他帮助艾支顿翻译了《金瓶梅》，写出了两部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半部《二马》。
2003年1 1月，这里遂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正式镶上圆形蓝牌，列为“名人故居”。老舍成为了第一位在英住所被定为“名人故居”的中国作家。其创意则源于舒乙。
在英国，故居被镶挂蓝牌的名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比较苛刻：需是业内多数成员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福祉做出过重要和积极的贡献；具有一定知名度，可为“才识广博”的过路人认出；诞辰超过100年并且已经逝世；如是非英国公民，则还应具有国际声望或在本国声名卓著；且在此居住的时期是其生平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无疑，老舍符合以上条件。
1997年12月5日，老舍的儿子舒乙，便委托旅英华人陈小滢女士处理相关法律事宜，又经中国驻英大使馆从中斡旋，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弗兰斯·伍德（france wood）女士等英国的中国通推介，经6年努力，才如愿以偿。
在这里，通过艾支顿，老舍认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善良、务实、独立、勤苦，都富有才华，懂几国语言，却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远不及他们的人，找个事情做，就更难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镑，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还得寄钱养活老母。
有一次多寄了一点，就不够了，只好请朋友代付两周的房钱。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顿广场14号公寓，这里条件很差，租着的都是穷人、苦学生，使他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状况。
1929年春，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尔路，度过最后半年异国生活。那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学校需转几次车。按合同，7月31日期满。他忙申请至到80磅回国旅费，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离开伦敦，花一个多月时间，游览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巴黎住下，想找个工作，适逢经济恐慌，大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巨多，一个多月后离开了。
幸亏这里的朋友还拿着老舍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就开路走了。
行二十余天，到达后，他身无分文，决定先去商务印书馆。语言不通，他不认路，由着车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务印书馆恰在这条路上，他高兴地下来，找到经理，介绍了自己，说是《小说月报》的作者，说明来意。
经理很客气，把他辗转介绍到一家华侨中学做教员。
他的学生十五六岁，肤浅，思想上却很激进，让人觉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东方。
他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合约到期了，有人从中破坏，他干不下去，加上母亲不断来信，2月底，他只得离开那个给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达上海。
后在母亲催促下，搭船北上，于4月19日，回到阔别已久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