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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访问美国的老舍为什么逾期滞留不回？
《四世同堂》为什么是残缺的？1949年朱，为什么许多人要写信叫他回国？
舍第二次长时间出国，是政治性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有一段时期，美国倾向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其招待中国文化人士，就是该政策的一环。1946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禹去讲学，为期一年，仿效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要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推荐这两位的则是美国的中国学者john king fairbank。他在重庆时，与二人交往甚密。
当老舍他们动身赴美时，虽有张治中将军设宴送行，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冰心等作陪，老舍还以他惯有的幽默说将去美国一年，此行是把他拿出去展览一下，引来宾哄堂大笑。就有记者问他对赴美讲学的感想，老舍又开玩笑说，此次赴美是“放青儿”，好比是一头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换毛，然后马上回来，以做更长途的跋涉和承担更沉的负重。可见他也许已经预感到了难得化解的内战阴云。
到上海后，上海文艺界也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一百多人参加，并留有合影。起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也为老舍和曹禺举行了鸡尾酒会。其后，老舍便带着病，怀着深深的忧思，和曹禺一起登上运输舰，经过两周多的海上漂泊，于3月20日到达西雅图。
日程表被排得很满。短短时间内，老舍两次横穿全美大陆，经芝加哥，于29日抵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确定讲学和访问日程。用了半年的时间，先后到访纽约、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
4月到纽约后，还发生了一件意外。
当时去接他们的是朋友乔志高（高克毅）。乔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生活多年，将他安排在闹市中心不太合适，就在一家高级住宅旅馆史丹霍饭店订了房间。几天后老舍他们就搬离了旅馆，去了闹市中心的塔夫脱饭店。因为那里的房价便一1946年摄于 宜，而美国国务院的津贴有一定的标准，超过的钱得自己付。
美国。
有一天老舍闲来无事，就在旅馆和电影院大门前溜达。一会儿来了一位举止和蔼的老者，跟他攀谈起来。老舍初来乍到，有人主动过来聊天，当然求之不得。作家的本能也使他愿意多聊，亲身体验美国风土人情。这老者谈吐不俗，和老舍一见如故，耐心地解答老舍提出的各种问题。不久，老者好像忽然想起什么，说他约了个朋友一起去商店，半天不见人影，问老舍高兴不高兴溜达，陪他去取东西。老舍欣然应允。两人到了一家百货公司，老者“啊呀”一声说：“糟糕！”原来老者与那位朋友约好，携款来取手表的，现在朋友没来，身边现款不够，回去拿又麻烦，无奈，问这位萍水相逢的知己有没有50元，暂借一下，回旅馆立即奉还。
“喏，就在这家，请在外面稍等，我去去就来。手头这东西索性麻烦你替我拿一下。”既有抵押品，还怕什么？老舍递上50美元，接过沉甸甸的包裹，乖乖地站在路旁，浏览纽约街景。左等右等，老者却始终不见。过了大半个钟头，老舍心知不妙，赶紧冲进那家商店一看，老头已逃之天天。
他只好顺原路返回塔夫脱饭店，开包裹一看，里面包着几层破报纸和一块砖头。
接下来老舍和曹禺会见了旅美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在王莹的安排下与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拜访了旅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
来美之前，老舍的《骆驼祥子》曾被翻译成《洋车夫》，成为畅销书，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出席当地文化活动。但美国人只对《洋车夫》的作者感兴趣，老舍有感于他们对中国现状，尤其是中国作家的创作缺乏了解，误解颇多，讲学时，就把讲题定为《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中国艺术的新道路》等，曹禺则讲《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但许多美国人不感兴趣。主持者利用听众心理，拉着《洋车夫》的作者到处讲演，弄得老舍很痛苦，他的讲演听众不多，人们不想知道中国人的苦难。
8月他们又应加拿大政府邀请，去那里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游览和讲学，受到欢迎，各大报纸载文介绍和欢迎他们。老舍喜爱花草，他发现加拿大许多城市街道电灯柱顶端，都挂有一对花盆，各种鲜花生长其中，并有专门设计制造的汽车给柱顶的盆花浇水，不免感叹。
9月23日，老舍他们回到纽约，住在萨拉托加—斯普林一座专门用来接待各国艺术家，名叫雅斗的大花园里。老舍利用这个难得条件，继续创作他的《四世同堂》。每天清晨六点多起床，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工作。傍晚时分到食堂进晚餐，天南海北地东拉西扯。老舍、曹禺还去过一次南方，在新墨西哥州，看到一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烂，面黄肌瘦，心里很难过。
预定的时间很快过去，国内也爆发了内战，老舍虽然牵挂着，却知回天无力，如果当时回去，即使能生存，也难以集中精力写作。美国虽不是最佳的写作之地，毕竟比国内强一些。所以1946年底，曹禺按原计划回国时，老舍打算留下来，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分手前老舍特别难过，面上毫无表情，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他上车，摇着手一直看他远去。
送别曹禺后，老舍在赛珍珠帮助下，先在纽约24大道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此后一直到回国，都主要从事笔耕，对外交流少了，以节约、减少开支。而其生活来源，主要靠《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畅销所得的版税（一部分版税，资助给了国内文化人士，重办出版公司。《四世同堂》一、二部，都在该公司（晨光）出版。参见赵家璧所著《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2期）以及《赛珍珠为介绍老舍致埃得的信件》（《十月》1988年第4期））。
意外的是，《洋车夫》的译者自作主张，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局改成大团圆，小福子还活着，祥子抱着她从妓院逃了出来，二人自由了。老舍对此很不满，那时他在国内，没有办法。这位译者在翻译《离婚》时，再度作了很大修改，想让离婚的人都遂愿，加进色情描写，老舍不能答应，拒绝改动，译者却恶劣地进行恫吓。老舍愤怒地将他推上法庭，纠纷持续近一年，老舍重新获得版权，挽回了影响。他又约请美籍华人作家郭镜秋女士进行翻译出版。
生活上更苦不堪言，吃不惯洋饭，一日三餐像用药，没有什么跑动，肚子不时捣乱，头总晕，但不敢去求医，只能聊以自慰：想起抗战中受过的苦，战乱的窘迫，见苦也不苦了，好在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
曹禺回忆道：老舍读书很多，当时正值袖珍本的《福克纳文集》风行美国，这位致力于反映美国南方社会两百年来变迁的作家作品，使老舍着了迷，他受益不浅。
福克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老舍一样，都注重风俗史描绘，有特定的文化、地域背景，以此凸现国人心态。
在撰写《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时，老舍加强了这种“风俗—一心态史”上的描写，把过去、现在搅在一起，着重表现人物心灵深处那种亘古至今的真实情感。在后来的剧作《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等作品里，历史也被缠绕在现实里，或者说，永远处在一种缠绕的时间状态中。都和福克纳的影响分不开。
写作《四世同堂》的时间主要是1947年夏天至1948年6月底。老舍写得很辛苦，整天闷坐斗室。住处又难找，价格高得出奇，只得住进又乱又差的大公寓。多年的颠沛流离落下病根，加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窘和折磨，他经常疾病缠身。物价飞涨，他甚至到了连买鞋都觉得很困难的程度。
身处异国，老舍人生地疏，想出版自己的小说得有代理人。他找的首位代理人因家务繁重等，没有多久就辞职。赛珍珠给他推荐大卫·劳埃得做他的代理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合作。回国后，老舍还常常和他有书信往来，可见合作比较愉快。
1948年3月老舍原来计划回国，但因《骆驼祥子》摄制电影的关系，经美国务院核准续居半年。此时写完《四世同堂》，老舍开始了它的翻译工作，合作者是浦爱德。
之后，他白天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边写边译他的新作《鼓书艺人》。这部小说是老舍在美国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完成时间约在1948年夏至年底。取材于重庆，以老舍好友、著名鼓书艺人傅少舫和养女傅贵花为原型，写抗战时期大后方曲艺艺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转变它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老舍思想的重大转折。老舍写几章交给郭，郭译后还几章，再取几章新的，翻译时间比写作时间稍晚一点。大约到1949年春天就完成，1952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是the drum singers。回国以后，老舍以同样的题材创作了话剧《方珍珠》，是《鼓书艺人》的姊妹篇。
《鼓书艺人》的中文书稿，则一直未在国内出版，而是在他逝世多年后，由郭镜秋的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留下莫大的遗憾。
此后，老舍又把他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编成三幕四场英文话剧。
该剧据说是老舍应美国学生要求而创作的，但未正式出版。1986年才在哥伦比亚大学被发现，由老舍的孙女舒悦翻译为中文，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以《五虎断魂枪》为名收入。此外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牛天赐传》的翻译。老舍创作的一个《唐人街》的作品，很可能已在美国发表，老舍和代理人的通信中有过关于它出版合同方面的记载，但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
白天干完活，晚上老舍还要花两三个小时，帮浦爱德女士将《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缩写本。
浦爱德生在中国，能听懂汉语，却看不懂，需要老舍念，她随即用英文记录下来，再加工润色。起初这样的合作老舍不觉如何，后来回国心切，他嫌费时间，就跳着读了。《四世同堂》英译本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取名为《黄色风暴》。其第三部在国内只发表了前20章，从21-33章，没有发表过中文版，因为原稿后来找不到了（是老舍自己找不到，丢了，还是被上海的出版商弄丢的，不得而知）。所以现在《四世同堂》的最后13章，就是从这个英文缩写本翻译过来的，许多细节、味道、英文缩写本出版时删去的内容等等，都不再能恢复原貌（当然，假如没有这个简易本的话，最后的章节也就永远失传了。）